李大华：借鉴贞观律三省制 将法治建立于德治基础上

三、为何说《贞观律》是一部好的法律

（一）立法基础——道德

第一，魏征这个人不懂法律，但是他把道德的东西塞进法律了，立法为什么定，他说不管怎么样，这个法律要有利维护人民的伦常关系，维护一种公平的关系。所以，魏征有一句话：“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苛法，在仁义而已。”这话是对立法者讲的，作为一个圣君，君临其上来立这个法，但是，要有利于改变民风民俗，不要靠严刑苛法，要靠仁义。说严刑苛法是这样的，有一些法律，比如说你做什么错事情，原来有些法律是剁脚剁手指头，割耳朵，这是严刑苛法。人家说明朝朱元璋把唐宋的法律拿来以后自己改，说原来唐朝很讲究的大的事情，他改得轻而易举。比如说你把你家里的祖庙毁了，这种事情在唐朝是严厉的，说这是很大的事情，你侮辱你的祖先，这是很大的事情。到了朱元璋说，这条轻，打10棍子就放了，说有一些简单的，本来应该从轻发落的，偷个东西或者过失犯的罪，嫖娼什么的，唐朝是从轻发落的，到了朱元璋那里就是从重发落。朱元璋走的路子是言苛峻法，而唐朝的《贞观律》就是考虑《大业律》太严苛，太繁琐，稍不注意就有可能犯法，犯法后处罚就很严厉。所以，《贞观律》就规定把《大业律》很多处罚严厉的一律消减，据说消减了1/3多，要强调仁义。

第二，元朝柳赞谨为《唐律疏议序》：“太宗因魏征一言，遂以宽仁为出治之本。”强调宽仁，宽就是宽容，仁就是仁爱。“中数奏献，常三覆五复而后报可，其不欲以法禁胜德化之意，皎然与哀矜慎恤者同符。”法律是要强调有利于人民之间的德性，而不应该鼓励人民不讲德性。如果我们鼓励子女去检举父母，鼓励妻子去揭发丈夫，现在可能还是这么鼓励，强调大义灭亲，但是唐朝是反对这一点的，说父亲跟子女，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很神圣的，不能随便检举。所以，法律不能应该强调这点，以法禁胜德化之意，只能维护德性，而不能去违背德性。父母犯了罪，子女检举父母是不对的，因为你这样做的结果是法胜了德，而要强调哀矜慎恤。总之，就是要强调立法当中的宽容与悲怜精神。

后来《资治通鉴》在论述初唐宰相时，“用法宽平”，宽是宽容，平是公平。又记述侍御史崔仁师的话说“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平”是讲公平，“恕”是讲宽恕，“以平恕为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犯罪了，你首先要本着公平和宽恕的原则去审这个案子，不是不管什么人，只要是罪犯就是从严处罚，这是两个思路。那么就是说，唐朝律法中贯彻著仁爱与宽容、悲怜精神的。

我们来说两个情况，唐朝的法律反对人互相之间揭发，尤其是亲戚之间互相揭发，如果父亲犯了罪，子女揭发了父母或者是妻子揭发了丈夫犯罪，唐朝的法律是这样的，先论夺亲之罪，再论你告的事情，如果是真的，再治你丈夫或者你父母的罪，先论你夺亲之罪，你连父母都不要了，你不是一个好人，你连你丈夫都不要了，你也不是一个好妻子。这一条显然是为了维护人们的亲戚关系，法律不是为了夺亲，不应该像文革期间搞得子女揭发父母，夫妻之间互相揭发，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当时很小，我都记得这些事，一个女儿生病了，她上小学五年级，她妈妈帮她煎药回来，结果第二天她去告发，说她妈妈给她下了毒药，接着下午她妈妈就被涂了一脸的墨水，黑咕隆咚的拉去游街去了，过后这个女孩疯掉了，精神分裂。

唐朝这样一条律法就是维护亲情关系，有人说有人谋反怎么办？太宗说如果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能破坏规矩，有人谋反了，谋反的事情大，不是一天两天、一个人两个人知道，总有别的人举荐，别的人告发，我们去等别人告发，也不主张他的子女和他夫妻之间互相检举，这就是维护亲情关系，立法必须这么规定。

再有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孙思邈这个人是药王，初唐时期很著名的神医，孙思邈写过《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现在我们中医还在用。孙思邈还写过一本书，有一个人体图，做鍼灸，哪些是穴位，应该扎在哪里。太宗拿了孙思邈的人体图就看，他看了以后突然发现，他说人的脏腑原来贴在背上，难怪我们审讯犯人的时候，经常打犯人的时候经常打死了，原来是如此。他说从此以后规定审讯犯人只准打屁股，不能打背部，这些事情史书都完整记载了，你就可以看出它是怎么体现人道精神的。

（二）体现在执法过程当中的关怀与同情

魏征讲：“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我们刚才讲了立法，现在讲执法，如果一个法律有好的法律还不行，必须程式要公正，如果程式不公正，就像我们说的，一个人逮进去，贪污了很多钱，本来判他20年，结果他坐两年就出来了，因为他塞了钱就出来了。判他刑是公正的，但是，执行过程当中不公正，所以法律必须有程式的公正，原则是公正的，程式必须公正才行。执行过程当中要强调夫妻之情，强调君臣之间的互相信任，要谨慎对待这件事情。

遇到案子有疑惑的时候怎么办？魏征说“疑则与众共之，疑则从轻者”，这是什么概念呢？凡是有案子我们很难断得清楚的时候，缺乏足够的证据的时候，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人有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组织大陪审团一起来商量这件事情，不能几个人说了算，“疑则与众共之”。唐朝就是这样的，发生重大的案件，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都要来审理这件事，一起来讨论，慎之又慎。“疑则从轻者”，凡是有疑惑，我们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要从轻发落，而不是从重。“是以为法，参人之情”，法是有人情的，不是没有人情，执法是要体现亲情、忠诚与道义，在审议疑犯的时候要给予深切的关爱，对凡是有疑惑的要从轻发落，量刑要再三斟酌，慎之又慎。

魏征给太宗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孔子说“古之断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断狱杀之也”。古时候断案子是为了给人求生的，这个人明确犯了罪，但是，我断案的时候是如何拯救这个人，而不是为了杀他，而不是为了治他的罪，先是拯救，拯救他有一个法在那里，本着拯救他的心情去断案。他说如今断案是求所以杀之也，所以历史上的酷吏就是这样的，贞观年间是不喜欢酷吏的，酷吏出现在武则天时期，因为武则天要找很多对头，以他犯法的名义治死他。

举一个例子，唐朝对重大的案件，尤其是死刑犯，崇尚三覆奏五复奏的奏制。唐朝凡是杀人要皇帝亲自打勾准许才行，皇帝要做这个决断也是很难的，他要杀一个人是慎之又慎，要三覆奏五复奏。原来是三覆奏，明日什么时辰要杀这个人，于是要分三次向皇上报告，第一次提醒说这一个时辰过去了，这个人要执行死刑了，再有两个时辰就要杀他了。再过一段时间再提醒皇上，这个时间又过了，还有一个时辰就要杀他了，要三次提醒他，免得他忘了这件事情，使皇上要谨慎的对待这件事情。尽管如此还是出了错，当时有一个大理寺的主持人，就是县最高法院的院长，因为有一个人犯了罪，他跟这个人有私情，私情太重，容不得这个人，把他杀了。杀了过后太宗就后悔了，但是悔之晚已，太宗当着众臣就发脾气，说国家给你们俸禄就是要你们不断的提醒我，你们那时候为什么不发声，现在人杀了，杀错了，他说罪不当死，他有罪，但是不至于杀头，但是死了。太宗于是就反复的检讨自己，于是规定新制度叫做五复奏，五次给皇上奏鸣，五次提醒他这个人要执行死刑了，你决定了没有，五次提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