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华：借鉴贞观律三省制 将法治建立于德治基础上

我們來說說這幾個人，房玄齡這個人的性格有點像漢朝的蕭何，舉輕若重，另外一個宰相杜如晦是舉重若輕，所以唐朝初年“房杜”這兩個人是非常重要的，是絕配。所以，毛澤東也會用人，他把劉伯承和鄧小平兩個人搭配，一個是舉輕若重，一個是舉重若輕，這就是絕配。

房玄齡這個人考慮事情非常周密，孜孜奉公，一生非常的謹慎，做事情很周密。但是，那時候如果杜如晦不在的話，房玄齡想做出的決策太宗不下定論，太宗說非得等杜如晦來，只有他才能決定這個事情。其實杜如晦來了之後，這時候太宗說，最後做出的決定還是依照房玄齡的方案做了，但是，如果杜如晦不來，太宗不定案。雖然最終的決定是按照房玄齡的方案做了，但是非他不可，因為他是一個快刀斬亂麻的人物，三下兩下，做事情乾淨俐落。

當時武德年間，大家知道，李世民和他的哥哥、弟弟爭皇位的時候，他的哥哥李建成把李世民手下的悍將一個個打發走了，派到外地，讓他手下無人，削弱他，杜如晦也被派出去了。這時候房玄齡幾個人說，“大王，你想要爭天下，這個人一定不能讓他走，必須留下來”。所以那時候太宗就硬是把杜如晦留下來了，在玄武門事件杜如晦起了決定性作用，這兩個人就是絕配。房玄齡幹的事情跟蕭何一樣，每次仗一完他就去搶文獻，搶法律條文，尤其是法律條文，這兩個人參與了起草法律。

魏征這個人的故事就有很多了，他原來是太宗的對頭，是李建成的幕僚。太宗把他逮住以後沒殺他，第一句話就問他，你怎麼理解我們兄弟之間的關係？這話問得很直接，魏征說“太子要早聽我的話就不至有今日了”。英雄說話是這樣的，直言，他不會繞彎子的話。太宗聽他這句話說得很懇切。如果我們請你來一起治天下，你願意嗎？這一聽，一下急轉彎，魏征說“願意”。當即任命他做諫議大夫，諫議大夫就是個言論官，專門主管對皇帝的諫書的，就是專門來批評政府，批評皇帝的，是這樣的角色。

魏征在唐朝起草法律的過程當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這個人其實不懂法律，他不像房玄齡、長孫無忌是專門研究這個的，魏征不懂法，但是，不懂法律的人參加了起草法律，而且也參與了重大案件的審理。史書都有記載，他不懂法律，但是，他懂德性，懂道德。

貞觀年間，把一個那麼貧弱的國家搞成一個這麼大的強國，魏征的作用不可小覷。魏征對太宗的要求是要他做堯舜，說你不是做一個好皇帝，你要做堯舜。太宗說這可能嗎？魏征說怎麼不可能，你只要願意做就可以做到，這麼來打造他。魏征把道德的東西、仁義的東西塞到法律裡面去了，唐朝的法律好就好在這裡，它有人道基礎。

我們說中國有《貞觀律》，西方有《羅馬法》，這在歷史上是最好的兩部法律。《羅馬法》好在哪裡？《羅馬法》好在講究人的權利，他把人的權利做了規定。《貞觀律》好在哪裡？它有很好的道德基礎，講德性，講仁德。

要說中西方文化比較有很多種差異，其中一個差異，我們中國的文化所缺失的就是缺乏權利的觀念，權利的觀念意味著什麼？就是我們每一個百姓、每一個公民，我們要意識到我們自己有什麼權利。

美國的小孩子從一上學老師就告訴他你有什麼權利，中國人會覺得美國人把孩子教壞了。大家看了電影《刮痧》，刮痧是由什麼引起的？孩子感冒了，爺爺拿錢幣給他刮，治感冒的。結果有學生發現他背上起了一道一道的紅印子，馬上告訴老師，老師就以為是家長虐待孩子，一個電話打到警察局去，警察局把孩子帶走了，這孩子不歸你了。為什麼不歸你？中國人說我養的孩子是我家的事，關你什麼事，在美國不行，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是上帝的，你只是有監護權而已，所以你虐待了孩子，以後不歸你監護了，孩子帶走，這就是權利。

我們中國文化五千年歷史，有很多好東西，但我們沒有權利觀念。廣東的很多農民第一次拿到選票，說選票是什麼東西，選村長跟他有關係，他第一次領到選票，感覺到是一種權利，我們中國的文化就是缺乏權利的觀念，從古到今沒有這個東西，這個東西非得從西方學。《羅馬法》就是強調權利，它的好處就好在這裡，而《貞觀律》就好在講人道，講德性。

中國要走的路子是法治國家，不是人治國家。雖然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我們要看到方向，走的是法治國家，因為法治才能實現社會的公平。但是，這個法要跟人道相平衡，如何平衡？首先，法律起草的過程要體現人道，比如你為什麼擬這條法律，現在有一條新的法律出來，叫做“常回家看看”。

我問大家，為什麼要立這條法律，為什麼常回家看看要入法？是因為從法律上認定了子女與父母之間這種恩情關係，法律要確認這種恩情關係。父母把你撫養大了，你有責任贍養父母，你有責任去關心關愛你的父母，不是說我每個月給你寄了錢就可以了，還必須要常回家看看。你幾個月、一年半載幾年都不回去，那是有問題的，他可以起訴你。這條法律的立法基礎就是兼顧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恩情關係，這就是人道，如果不是這個人道，我們很多事情可能就不會這樣來立法律。所以，立法要與人道平衡，法要與人道平衡。我們講執法，立法，執法是不能講情的，但是，立法是要考慮情的。如果立法不考慮情的話，這個法律就會像秦朝那樣明明30天趕不到，但是法律規定30天趕不到就要處死，就是這種關係。所以，法與情是有關係的。《貞觀律》就是這樣的一部法律，就是法與情、法與人道、法與德性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