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华：借鉴贞观律三省制 将法治建立于德治基础上

三、為何說《貞觀律》是一部好的法律

（一）立法基礎——道德

第一，魏征這個人不懂法律，但是他把道德的東西塞進法律了，立法為什麼定，他說不管怎麼樣，這個法律要有利維護人民的倫常關係，維護一種公平的關係。所以，魏征有一句話：“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苛法，在仁義而已。”這話是對立法者講的，作為一個聖君，君臨其上來立這個法，但是，要有利於改變民風民俗，不要靠嚴刑苛法，要靠仁義。說嚴刑苛法是這樣的，有一些法律，比如說你做什麼錯事情，原來有些法律是剁腳剁手指頭，割耳朵，這是嚴刑苛法。人家說明朝朱元璋把唐宋的法律拿來以後自己改，說原來唐朝很講究的大的事情，他改得輕而易舉。比如說你把你家裡的祖廟毀了，這種事情在唐朝是嚴厲的，說這是很大的事情，你侮辱你的祖先，這是很大的事情。到了朱元璋說，這條輕，打10棍子就放了，說有一些簡單的，本來應該從輕發落的，偷個東西或者過失犯的罪，嫖娼什麼的，唐朝是從輕發落的，到了朱元璋那裡就是從重發落。朱元璋走的路子是言苛峻法，而唐朝的《貞觀律》就是考慮《大業律》太嚴苛，太繁瑣，稍不注意就有可能犯法，犯法後處罰就很嚴厲。所以，《貞觀律》就規定把《大業律》很多處罰嚴厲的一律消減，據說消減了1/3多，要強調仁義。

第二，元朝柳贊謹為《唐律疏議序》：“太宗因魏征一言，遂以寬仁為出治之本。”強調寬仁，寬就是寬容，仁就是仁愛。“中數奏獻，常三覆五複而後報可，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皎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法律是要強調有利於人民之間的德性，而不應該鼓勵人民不講德性。如果我們鼓勵子女去檢舉父母，鼓勵妻子去揭發丈夫，現在可能還是這麼鼓勵，強調大義滅親，但是唐朝是反對這一點的，說父親跟子女，夫妻之間的關係是很神聖的，不能隨便檢舉。所以，法律不能應該強調這點，以法禁勝德化之意，只能維護德性，而不能去違背德性。父母犯了罪，子女檢舉父母是不對的，因為你這樣做的結果是法勝了德，而要強調哀矜慎恤。總之，就是要強調立法當中的寬容與悲憐精神。

後來《資治通鑒》在論述初唐宰相時，“用法寬平”，寬是寬容，平是公平。又記述侍御史崔仁師的話說“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平”是講公平，“恕”是講寬恕，“以平恕為本”，不管遇到什麼樣的犯罪了，你首先要本著公平和寬恕的原則去審這個案子，不是不管什麼人，只要是罪犯就是從嚴處罰，這是兩個思路。那麼就是說，唐朝律法中貫徹著仁愛與寬容、悲憐精神的。

我們來說兩個情況，唐朝的法律反對人互相之間揭發，尤其是親戚之間互相揭發，如果父親犯了罪，子女揭發了父母或者是妻子揭發了丈夫犯罪，唐朝的法律是這樣的，先論奪親之罪，再論你告的事情，如果是真的，再治你丈夫或者你父母的罪，先論你奪親之罪，你連父母都不要了，你不是一個好人，你連你丈夫都不要了，你也不是一個好妻子。這一條顯然是為了維護人們的親戚關係，法律不是為了奪親，不應該像文革期間搞得子女揭發父母，夫妻之間互相揭發，這種事情太多了。我當時很小，我都記得這些事，一個女兒生病了，她上小學五年級，她媽媽幫她煎藥回來，結果第二天她去告發，說她媽媽給她下了毒藥，接著下午她媽媽就被塗了一臉的墨水，黑咕隆咚的拉去遊街去了，過後這個女孩瘋掉了，精神分裂。

唐朝這樣一條律法就是維護親情關係，有人說有人謀反怎麼辦？太宗說如果發生這件事情，我們也不能破壞規矩，有人謀反了，謀反的事情大，不是一天兩天、一個人兩個人知道，總有別的人舉薦，別的人告發，我們去等別人告發，也不主張他的子女和他夫妻之間互相檢舉，這就是維護親情關係，立法必須這麼規定。

再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孫思邈這個人是藥王，初唐時期很著名的神醫，孫思邈寫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現在我們中醫還在用。孫思邈還寫過一本書，有一個人體圖，做鍼灸，哪些是穴位，應該紮在哪裡。太宗拿了孫思邈的人體圖就看，他看了以後突然發現，他說人的臟腑原來貼在背上，難怪我們審訊犯人的時候，經常打犯人的時候經常打死了，原來是如此。他說從此以後規定審訊犯人只准打屁股，不能打背部，這些事情史書都完整記載了，你就可以看出它是怎麼體現人道精神的。

（二）體現在執法過程當中的關懷與同情

魏征講：“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我們剛才講了立法，現在講執法，如果一個法律有好的法律還不行，必須程式要公正，如果程式不公正，就像我們說的，一個人逮進去，貪污了很多錢，本來判他20年，結果他坐兩年就出來了，因為他塞了錢就出來了。判他刑是公正的，但是，執行過程當中不公正，所以法律必須有程式的公正，原則是公正的，程式必須公正才行。執行過程當中要強調夫妻之情，強調君臣之間的互相信任，要謹慎對待這件事情。

遇到案子有疑惑的時候怎麼辦？魏征說“疑則與眾共之，疑則從輕者”，這是什麼概念呢？凡是有案子我們很難斷得清楚的時候，缺乏足夠的證據的時候，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個人有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組織大陪審團一起來商量這件事情，不能幾個人說了算，“疑則與眾共之”。唐朝就是這樣的，發生重大的案件，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員都要來審理這件事，一起來討論，慎之又慎。“疑則從輕者”，凡是有疑惑，我們在做這個案子的時候要從輕發落，而不是從重。“是以為法，參人之情”，法是有人情的，不是沒有人情，執法是要體現親情、忠誠與道義，在審議疑犯的時候要給予深切的關愛，對凡是有疑惑的要從輕發落，量刑要再三斟酌，慎之又慎。

魏征給太宗舉了一個例子，他說孔子說“古之斷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斷獄殺之也”。古時候斷案子是為了給人求生的，這個人明確犯了罪，但是，我斷案的時候是如何拯救這個人，而不是為了殺他，而不是為了治他的罪，先是拯救，拯救他有一個法在那裡，本著拯救他的心情去斷案。他說如今斷案是求所以殺之也，所以歷史上的酷吏就是這樣的，貞觀年間是不喜歡酷吏的，酷吏出現在武則天時期，因為武則天要找很多對頭，以他犯法的名義治死他。

舉一個例子，唐朝對重大的案件，尤其是死刑犯，崇尚三覆奏五複奏的奏制。唐朝凡是殺人要皇帝親自打勾准許才行，皇帝要做這個決斷也是很難的，他要殺一個人是慎之又慎，要三覆奏五複奏。原來是三覆奏，明日什麼時辰要殺這個人，於是要分三次向皇上報告，第一次提醒說這一個時辰過去了，這個人要執行死刑了，再有兩個時辰就要殺他了。再過一段時間再提醒皇上，這個時間又過了，還有一個時辰就要殺他了，要三次提醒他，免得他忘了這件事情，使皇上要謹慎的對待這件事情。儘管如此還是出了錯，當時有一個大理寺的主持人，就是縣最高法院的院長，因為有一個人犯了罪，他跟這個人有私情，私情太重，容不得這個人，把他殺了。殺了過後太宗就後悔了，但是悔之晚已，太宗當著眾臣就發脾氣，說國家給你們俸祿就是要你們不斷的提醒我，你們那時候為什麼不發聲，現在人殺了，殺錯了，他說罪不當死，他有罪，但是不至於殺頭，但是死了。太宗於是就反復的檢討自己，於是規定新制度叫做五複奏，五次給皇上奏鳴，五次提醒他這個人要執行死刑了，你決定了沒有，五次提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