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华：借鉴贞观律三省制 将法治建立于德治基础上

我們說它是治理出來的，是如何治理出來的？從三個方面來講。

第一，要有一部好的法律，一部好的法律促進社會的公平，法就是要講公平的。如果是一個人治的國家，沒有一部好的法律，可能這一代治理好了，換一個領導人就不好了。所以，一部好的法律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那麼，這一部好的法律就在唐朝出現了，叫做貞觀律。現在大小的書店包括各種圖書館，我想我們中山圖書館有很多這本書，叫做《唐律疏議》，我在深圳和廣州的各個圖書館都有看到賣這本書，可見這本書的份量。西方人和中國人研究法治史的都會認為《唐律》是中國歷史上一部最好的法律，這就是《貞觀律》。

第二個條件是言論的開放。對言論的開放是要促進思想解放、社會智慧和創造力的釋放。大家知道，清朝末年，民國初期，我們那一批思想家，比如說嚴複，嚴複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就是鼓勵老百姓要鼓足幹勁，使國家強大，開民智就是把智慧釋放出來。在90年代初的時候，當時也搞市場經濟，我說這是一個巨大的釋放，中國人的能量將要釋放出來，你把手腳放開了，中國人不缺乏勤勞和創造力，要開民智。新民德就是新一個好的民眾的公共的德性。剛才說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還有很多問題，我們還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我們的民眾在公共場合、社交場合以及在職場缺乏公眾的德性。可能我們有很好的私德，我們見到老的會尊重，見到小的會愛護，見到親戚朋友有困難我們都會説明，但是，我們在素不相識的情況下，我們經常顯得沒有教養，這就是最近接連不斷的暴出來在飛機上撒野，在公眾場合大聲喧嘩，就是沒有教養，我們還沒有形成好的民德。

所以，言論的開放是至關重要的，唐朝之所以治理成這樣，就是言論開放、思想解放。大家知道，唐朝在我國歷史上是不興言論罪，看過小說水滸的就知道，宋朝的宋江是怎麼被抓進去的，他就是在潯陽江上寫一首詩，被別人抓住了，說他詩裡面藏了有反政府的意味，以這個罪名把他抓進去了，逼上梁山的。更不用說明朝以及清朝，清朝康熙乾隆期間，一方面國家顯得很強勢，另一方面，大興文字獄。大家看過電視片，劉羅鍋寫了一首不怎樣的詩，寫樹葉，一片兩片三四片，四片五片六七片，最後皇帝加了一句“落入草叢都不見”，劉羅鍋就把這首詩搜集在自己的集子裡面。乾隆一看，我在跟你爭詩，都說是我寫的，怎麼會變成你的，就這一下他下了獄。因為這不是個別時間，乾隆期間就是大興文字獄，興文字獄的結果是，知識份子不再想創造性的問題了，都去搞文字去了，搞考據。所以那時候考據的功夫很好，思想創造力貧乏。

所以，思想解放和社會治理的釋放非常重要，唐朝恰恰就是這樣。在貞觀年間，唐太宗公開給大家宣佈說，大家放開言論，你們放開說，我給你們做承諾，不治你們言論罪。所以，你看到在太宗那個時候形成的一種風氣，到了唐朝中期、晚期都是如此，很少興言論罪的。柳宗元被貶到柳州的時候，柳宗元還把自己對於國家治理的意見上表給皇帝，皇帝得到了意見很高興，不遠千里、萬里從長安派人給他送雪花膏之類的。唐朝人的生活其實很講究，皇帝給大臣送護膚品，以示獎勵。

唐朝的歷史大家知道，韓愈的《諫迎佛骨表》這個事情引發了一場災難，因為皇上每年從法門寺把佛祖的骨質引到長安，一年一度。韓愈寫了一篇很嚴厲的文章罵皇帝，公開反對，唐朝皇帝就很不高興，把他發落到嶺南地區了，現在潮州這個地方就有他的身影，他就是這麼發落過來了，但是，皇帝很快又重用他。所以，唐朝形成了一個傳統，不治言論罪。因為這個原因，思想解放，文化繁榮，那時候的宗教，大家知道，最早進入中國的宗教基督教是在貞觀三年進來的。現在西安的碑林有一塊碑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這個碑上就記載了景教，所謂景教就是基督教，是當時基督教的一支聶斯托利派傳到中國來的。

大家知道，唐朝是信奉道教，也不信奉佛教。太宗跟玄奘和尚關係很好，玄奘出使到印度取經的時候，太宗親自送他，回來的時候，人還沒到長安，到敦煌的時候朝廷就派人到敦煌去迎候他。在現在的唐朝皇帝的詔令裡面以及所存的太宗的很多文書裡面都記載了太宗給玄奘和尚的信，明確表明我是不信佛教的，但是，這完全不影響我對佛教的尊重。玄奘和尚從印度回來之後，皇上親自給他修易經場，現在西安的小雁塔、大雁塔都是易經的場所。所以，文化是非常開放的，各種宗教放開，沒有限制，只要遵守唐朝的法律就行了。

第三，寬鬆的社會文化政策，只要是文化，大家看唐朝的舞，很多種舞，西式的舞和樂曲都進來了，完全開放，不設限制，所以，繁榮的文化局面也出現了。

總體來說，是治理出來的。那麼，唐朝人有什麼樣的智慧能把這樣一個積弱積貧的國家治理成這樣呢？我們今天只談一個方面，就談貞觀律，題目叫做《律法與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