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解老读《老子》第十七章

17.第十七章

【原文】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解读〗

17.1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老子说：“上古之时，诸侯只知道有个天子，接下来，诸侯亲近天子，接下来，诸侯赞美天子，接下来诸侯畏惧天子，接下来，诸侯侮辱天子。”

所谓“太上”的解释有很多种，可作“最高的”解，也可作“皇帝、天子”解。同时“太上”也可以作“上古”解，那么老子说的“上古”，应该就是三代之时。

在老子看来，这个历史时期，天下禅传，天子均是功成事遂，功成身退，百姓皆谓我自然。所以说，下知有之。那么三代之后，天子传而不禅，恰恰就是人们基于血缘的远近亲疏意识。当远近亲疏的差别意识一旦出现，那么必然会波及到社会事物的方方面面。自然而然，诸侯也开始以亲近天子为显荣，以亲近天子为讨巧。而诸侯从天子那里得到了尊荣和好处，自然而然，也就开始赞美天子，歌颂天子，把天子吹捧得无所不能，无所不晓。这实际上就无形中抬高天子的地位，使天子之位更加高贵和尊严。诸侯对于天子开始变得诚惶诚恐，但是诸侯对天子的敬畏是建立在其圣明睿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基础上。也就是世人已经认定天子之位，唯有德有能者居之。问题是，天子之家往往是一代不如一代，无德无能。当天子之位握在一个无德无能的人手中时，不要说诸侯侮辱他，在历史上不自量力，自取其辱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那么这种胡作为非，自遣其咎的做法，最终会使天子自身更加威信扫地，人人得而犯之。

在理解这一章时，要把天子和天子之位两者区分开来。在上古之时，天子之位并不是多么的高贵，天子也不在于有多的“圣明睿智，无所不能。”那么三代之后，所谓唯“天子作威作福”，就使得天子之位日益尊贵威严，诸侯的巴结和讨好进一步助长了这一点，而诸侯通过亲之得到了好处，自然而然对于其是一味的歌功颂德。经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歌颂和赞美，天子的形象就变得无比的神圣和威严。与此同时，天子之位固然还是天子之位，但是天子已经非当初的天子。在传而不禅的世袭制下，天子一代不如一代是必然的。论德行不如其祖，论功能不如其祖，论圣明不如其祖。但是他又掌握着天子之位的权力，担负天子之位的职责，享受天子之位的荣华。既不能以德服人，又不能以功惠人。天子圣明睿智的神话自然就会破灭。但是天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必然会祭起权力的法宝，借助于威慑和恐怖的力量。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关于天子之德的悖论。自然而然，这种神话越是完美无缺，越是登峰造极，反而越是经不过事实的验证。作为天子只要有丝毫的闪失和不道，必然会招致全面的怀疑，从而导致整个形象和威信的坍塌。那么对于觊觎天子之位的野心家和诸侯来说，这就是可以利用的机会。子贡也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事实也是如此，纣王的不善并没有到了必然亡国的地步，即使从武王伐纣的檄文中也能分析得出来。但是武王伐纣却偏偏得到了成功。在圣人情结的背后，实质还有一个隐含的心态，就是天子做了一件坏事为人所知，那么人们就会相信其往往是无恶不作。所以子贡接着说：“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对于周朝而言，文武之始，亲之誉之者，何其之众，周公之时，敬之畏之者，何其之多，春秋之丧，侮之辱之，何其不有。侮之极，辱之最，当属战国，最后灭朝以终。夏、商、周三朝，以至于历朝历代无不出于此律。不光是朝代是如此。有一些天子侯王的一生就是从“亲之誉之”到“畏之侮之”的历史。如齐桓公就是典型的例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下莫不亲之，莫不誉之。管仲临死方敢谏其远竖刁、易牙、开方三佞，又可见是何等的畏之以深。齐桓公不听，至其晚年，被三个昔日的宠臣禁闭在寝殿里活活饿死，死后数十天，直到腐尸上的蛆爬出室外，才被人发现。何尝又不是侮之至极。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就已经不胜枚举，数之不穷。但是老子所揭示的规律，并没有为世人所真正理解，并引起充足重视。既使能理解，也不可能被真正的接纳。

如对于孔子，孔子一度被吹捧为圣人。但是一些人为了彻底的打倒孔子，只需要稍稍举出孔子的不足和缺点，那么孔子一下子就成了伪君子，野心家等等。实质上这种手法，也就是利用了同样的道理。吹捧孔子的人往往强调孔子的完人形象，认为圣人就等于完人，而打倒孔子的人只需要找到任何一点不完美，就可以不废吹灰地打倒之。所以尊孔的一方往往费尽心力去吹出一个硕大的气泡，而倒孔的一方只需要用针轻轻一刺，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孔子事实上的伟大形象和其被后世所吹嘘的圣人形象一道荡然无存。

所以，老子说：“不知常妄，妄作凶。”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均是强调人们要重视规律本身。规律并不是不可违背，但是违背规律就会招至灾祸和失败，就会遭到惩罚和挫折。作为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规律并非不可违背，但违背规律的结果往往是子子孙孙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

17.2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所以老子强调天子侯王不要刻意树立自身的威信。这是老子独到的视角。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这一句如何理解？正所谓希望越大，往往失望越大。在老子看来，圣人不会刻意去强调自身的信用，百姓就不会对于圣人抱有过高的欺许。既然百姓对圣人仍然都抱着“信不足”的态度，自然而然也不会出现过高的心理预期。既然不存在这样的心理预期，又如何会失望呢？

而反观后来的包括儒家在内传统文化一直有着一种强烈地“造圣”意识恰恰是违背了这一点。儒家往往把圣人吹捧到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程度。以孔子为例，孔子固然是大贤，但是诚如其身所言“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往往认为孔子是完人，没有任何缺点，任何瑕疵，他的思想不容置疑，无法超越，他的地位高不可及，无人可替。所以两千多年来，孔子的形象是无比神圣而不可动摇。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我们意识到孔子的思想也存在其自身局限性。但是两千多年造成的完美情结，使得许多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孔子不可避免的一些时代局限往往竟能导致人们对于儒家信仰的破灭，甚至危及传统文化的承传。

特别在几千年来，在儒家思想的流变中，其所谓的“孔子”的形象和思想和先秦时期真正的孔子已经相去甚远。实际上封建统治者和儒学自身一直在利用孔子在民间的影响力，一方面树立了孔子所谓圣人地位，同时又利用人们对于圣人的崇拜心理，扩大自身的影响，求得和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一些儒学末流，更是百般曲解孔子的思想，并把持对经典的解释权，从而夹带私货，大售其奸。更加令人发指是孔子思想中不足甚至局限，本来应该加以完善，有一些观点甚至要加以摒弃，但正是因为其有利于封建统治和宗法观念，所以儒学末流反而大加美化，继而无所不用其极。

同时，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吸收如道家、法家、阳阴家、农家等百家思想，但是儒学对百家思想的吸收有精华，也有糟粕。儒学尊孔子为圣人，在封建时代里，人们自然认为儒家就等于孔子，且儒家所有思想都造端于孔子。在当时而言，儒学作为正统思想，在人们眼里只有精华，并无糟粕。这些所有精华都是孔子一人的智慧。诚如《中庸》云：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并云：“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问题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事实证明这都是儒家自身对于孔子无复以加的粉饰，登峰造极的吹捧，无限上纲的抬举。但是在当时而言，在人们眼里，儒学思想所提倡的一切都是孔子的贡献。正因为儒学与封建政治的纠缠不清，孔子与儒学思想的纠缠不清。当封建社会被历史所淘汰之时，封建政治所绑架的“儒学”必然也会随之被打倒。当“儒学”自身被打倒之时，随之坠地的必然也包括被其所绑架“孔子”。因为曾经的名归孔子一人的所谓百家精华，则被视之为孔子一人的糟粕。这样孔子自然而然是在劫难逃。

如果当初，不是儒家末流和封建文人极力吹捧孔子，世人对于“孔子”和“儒学”也不会有那种近乎迷信的膜拜和盲从。而没有这种无复以加的迷信，中华民族也不会遇到多深重的灾乱和痛苦。没有这种灾乱和痛苦所导致极端失望，则世人也不会对真正的孔子和儒学报之以如此极端的态度。正如老子所言“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当然，现在儒学跟封建政治彻底脱钩了，实际上也迎来了自身的解放。对于传统文化的继续研究将更加自由，使得我们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把儒家和封建专制思想条缕分明地一一加以剥离。对于孔子也是一样。孔子走下圣坛之后，儒家思想也不再作为社会的“正统”思想，也使得我们有可能将孔子的仁学和后世的儒学进行剥离。孔子也好，儒学也好，即使被打倒也只是暂时的。即使在封建社会里，孔子和儒学的地位也同样是几起几落，时间跨度有时甚至长达几百年。当然，这个地位是指所谓的正统地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站在民间的角度观察。孔学和儒学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过，正如子贡所言“文武之道，未堕于地，在人。”

如果不问是非，不分好坏，一味彻底打倒甚至践踏一个民族自身传统必然会导致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按照《老子》的观点，“反者，道之动”，正是因为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使世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中真正的精华并不会随着孔子圣人形象的解构和儒学正统地位的取消而失落，包括仁学和儒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必然会重新回归。

   

孔子的仁学思想如果符合道的规律，诚如老子所言，必将是绵绵而不绝。唯一值得担心就是在复兴包括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过程中，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能再次人为地抬高老子和孔子，杜绝包括老子和孔子自身在内的均有可能存在的圣人情结。否则，这将是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最危险的陷阱之一。正所谓“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历史发展对于传统文化的规律也是如此，抬得越高，必将摔得越重。从道家思想的发展而言，也证明这一点，道家思想相对儒家思想而言，并不曾显赫，但是道家思想也从来没有招致过像儒家那样极端的厄运。道家自然而然，从来也没有发出过那种“继绝学”的危急呼声。不得不说，道家学说显然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但是在“道法自然”的观念影响下，毕竟相对儒家要低调许多。事实上，从孔子开始，历朝历代的大儒，对于《老子》的学说均有很深的造诣和感悟，可以说个个是“于心有戚戚焉。”

值得一提的，道家思想融入儒家之后，其中的不足实际上也同样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细细研究传统思想的融合与流变，时常令人啼笑皆非。比方说，原句可能是《老子》上的，但不见得是老子说的；具体地解读见于《韩非子》，但是此书不见得是韩非子写的；而这个观点被纳入儒家却是董仲舒的所作所为，然而最后挨骂却是早已经在春秋作古的孔子。这样的例子在华夏思想发展史上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所以，从治学和治史的角度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笔糊涂账。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行大仁不顾小义，快刀斩乱麻，秋风扫落叶，一起被打倒是情有可原的。从而我们也能理解，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反对孔教，但是并不反对任何人“私淑于孔子”。另外像当时“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这样的言论也是相当的理性和独到。但是民族独立自主，国家救亡图存之后，有了更好安定的局面和氛围，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则更加应该继续和深入，而不是一味的否定和糟蹋。类似于文革那样的运动绝对是深重的文化劫难。但是文革十年，放到华夏几千年的历史之中，也不过是一瞬而已，所以其对中国传统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对经历过那一个时代的人们而言，却绝对是极其的不幸。从文革中迷信的盛行到后来人们普遍的信仰危机，同样也能从反面证明 “信不足，焉有不信”的规律。

有一点不是特别明白，整段话有什么实践指导意义？

17.3犹兮其贵言哉。

基于“信不足，焉有不信”的观点，老子主张“贵言”。也就是指出统治者要小心谨慎，而不要自吹自擂，自我标榜，不要随意发话，唯我是从。孔子说“古者言之出，恐躬之不逮也。”因为“：“为之难，言之，得无仞乎？”所以指出“仁者其言也，韧。”作为统治者，名高而实不符，口惠而实不至，正如孔子所说，必将是“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

17.4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所谓自吹自擂，自我标榜，正是基于伐功矜能，居功自傲的心理，所谓随意发话，唯我是从，正是基于大包大揽，独断专行的心理。实际上天子不贵言的背后，是强烈的虚荣心和极度的支配欲。归根到底还是私欲作祟。所以老子才强调“不欲故静。”

天子如果一味的好大喜功，其结果就是与天下争利。天子想的是开疆拓土，而百姓想的是安居乐业，而不是跟随天子一道，永无休止地征战杀伐。当天子如果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那么百姓也就与之离心离德，渐行渐远。

如果一味发号施令，政事繁复。自然而然就会搅动四方，风生水起，让天下卒劳不已，不得安宁。天子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横征暴殓，苛政无度，自然而然也就会激起天下的不满和反抗。

一个朝代的立国之初，与其说是开疆拓土，还不如说是靖定四方。与其说是推翻暴政，还不如是替天行道。天下之所以跟随天子，无非是希望能够安居乐业。如果天子自身破坏了这种安居乐业的局面，无异于重蹈覆辙，自遗其咎。所以与其如此，作为天子还不如功成事遂，适可而止，百姓才能感到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只有这样，天子才能“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天下乐推而弗厌也。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

这一章可以说明，老子说的“贵言”并不是“一言不发。”这个“言”实际上是指通过自伐其善来抬高自身的名望，继而利用这种虚假的名望，发号施令来表达自身的意志，达到自身的目的，满足个人的私欲。所以《老子》接下来就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主张统治者要“贵言”，但是统治者以及各种各样的野心家，非但不会听从，反而会巧言惑众，名驱利诱，虚仁假义，色仁行违。依附于统治者的所谓“宾客”，各种各样的“游说之士”，更加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而弃天下苍生而不顾，极力地美化他们的主子，为他们的个人野心作掩饰，为他们的个人私欲作说词。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利用诸侯争霸的野心，蛊惑人心，挑动战争。他们往往并没任何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所谓的王道，霸道，直道，诡道，他们都知晓。如果讲王道能得到主子的重视和认可，他们就讲王道，如果讲霸道能得到主子的重视和认可，他们就讲霸道。直道不可行，就行诡道，诡道不可行，就行直道。总之，所谓的智识，在他们的手中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获得工具，没有任何的道德和理性色彩可言。一时间整个社会是尔虞我诈日甚一日，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但是表面上却是满口道德仁义，而且往往能大得其道。没有任何一个野心家和伪君子不会打着道德仁义的旗号，这是显而易见的。难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会打着“强盗流氓”的旗号不成？那么老子也要揭露他们，并指出“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孔子也同时指出“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仁矣。”但是孔子在文字上要更加理性，他同时也指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老子无德不足以有《老子》，孔子无德不足以有《论语》。但并不是每一个尊奉老子或孔子，并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的人就具备与之同样的德行，反而甚至可能是十足的伪君子，假道学。继而孔子提出“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今天我们对于老子和孔子的言论和地位，对于那些推崇和反对过老子和孔子的人，我们仍然要抱着这种实事求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