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羅翔的一個節目，解說法律中『存疑時要做有利於行為人的推定』這個原則，可能將嫌犯從重罪減免成輕罪。

其所舉案例，是一件交通肇事的連環肇事：甲在普通道路撞人，被害人躺在路上。一個小時後乙從此經過，再次碾壓被害人，如果區分不出死亡時間，則甲不屬於逃逸致人死亡，但屬於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

案例預設了嫌犯屬逃逸致人死亡罪，但是利用『存疑時做有利於行為人的推定』進行辯護，可認定為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

對於這個案例，感觸很深，那就是：

法律始終只是一紙空文，執行法律的最終還是人，所以，法律本身是維持不了公平正義的，要維持公平正義，只能是司法者和執法者，甚至律師。像羅翔，即便只是一位律師，也能瞬間擊破法制編織的公平正義之網。

回顧中國幾千年，從來不過度發展法治，擴大其在政治中的比重。相反，一直堅持的是吏治，所謂吏治，就是整治執法和司法隊伍，確保他們能維護堅持社會的公平正義。

春秋以前的封建制度，較於秦朝以後的中央集權制，其優秀的地方，就是化整為零，在每一塊封地都確立一位『地主』，並令其以王道為準繩，維護當地的公平正義。

所以，吏治實質就是德治，以王道之德治吏，然後官吏再以法律治民。

所以，刑不上士大夫，禮不下庶民。

放在今天，吏治就是紀委反腐，只是吏治在傳統政治上是主務，治民是次務；而今天的反腐，是時不時才刮一陣風，刮完又恢復原樣，相比之下，治民即是現代政治的全部。

所以在現代政治里，法治才顯得那麼重要。

紀委反腐，屬於是用刑法進行吏治（先剔除黨籍，即士大夫身份，再按普通公民適用刑法處罰），這是不適合的，是本末倒置的。吏治本質是德治，是不能用刑法來規範的，只能從王道品德方面去約束。

正確的吏治方式，應該將重點放在『選吏』上（治未病），用嚴格的標準限制官吏的選舉，從人性上嚴格約定官吏階層的整體稟性，然後通過儒學標準，時刻監察，設立與道德相對應的禮法進行約束，甚至處罰。

之所以不能用刑法，是因為官吏不是普通公民，他們對社會負有標榜、引導道義的責任。而刑法基本上處理的是公民間的利益糾紛，對於社會的道義作用有限。

吏治清明了，社會公平正義就會成為顯像，而非官吏口中的口號和民眾心中的追求。

社會公平正義成為顯像，社會發展和穩定自然水到渠成，國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