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會發現：一篇文章，如果它的文采很美，思想很正派，那麼，作者往往就是一個翩翩君子。其中的原因，除了文章本身是作者的寫實，還有更深的一層原因，就是文章和人，在某種性質上，是相類的，怎麼說呢？

孔子曾經說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註：彬，份的今字，指相對應相表里）

當一個人，外在表象和品性是份份對應的，表里相對的，而且通達賢明，那麼，這個人就是一個君子了。

對於文章而言，文就是文采和文章所論述的旨意，即中心思想，而質就是文章的語法；如果一篇文章，其文句字辭嚴格遵從語法，又能通達作者旨意，那麼這篇文章給人的感覺就是很有文采，很通達深奧，像文言文，就往往能流傳千古。

對於人而言，文就是他的言行表象，而質就是他的道德品性；如果一個人，他的言行舉止，嚴格依照他的道德品性去做，而且又能做到很賢明，那麼，這個人看上去就是一個君子了。

所以說，如果一個人的文章，能做到文采斐然，且又通達旨意，那麼，這個人，他自己的言行舉止，也會和他內在的品性相表里，通達賢明。這就是人和文章的相類之處，都有表里的辨證關係。

這個辨證關係，有哪些內容呢？在探討這個辨證關係之前，我們先看看文字與文章的關係。

一、象形字的唯物內涵及意義

文章是由文字組合而成的，不同類型的文字，所組合的文章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就體現在語法上。我們現在來看看不同類型的文字，其語法上有什麼不同。

文字的類型，大概有『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兩種，平常所說的表形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本文均屬於象形文字。

其中『象形文字』只有漢字，而『表音文字』包括現代漢語、漢語拼音，和拉丁文字等，其中現代漢語和漢語拼音又是同一個體系的。有的朋友不太理解，為何說漢字是『象形文字』，卻又說現代漢語是『表音文字』，現代漢語不也是用漢字構造的嗎？

這是因為，漢字是用於文言文寫作的，文言文里的漢字，其涵義是由自身形體結構確定的，不需要人為賦予，這時的漢字不是符號，而是事物的『象形』，這個『象形』是有規律可循的，即『五書』；而現代漢語雖然也是漢字組合而成，但這時的漢字並不表義，更不能通過『五書』來表義，現代漢語的基本單位是詞語，詞語雖然可以是一個漢字，但作為一個詞語，其涵義是人為賦予的，比如通過新華字典確定，也許部分漢語詞語的涵義來自於漢字原義，但已經與漢字本身無關，所以漢字本身可以隨意變化，涵義卻不因此而改變，所以，現代漢語事實上和拼音文字、拉丁文字都是符號，是表音文字，只不過現代漢語的讀音，需要由漢語拼音另外表達，而現代漢語全面改用漢語拼音，並不妨礙白話文的寫作和理解（雖然有部分漢語拼音會相同，但是使用漢語寫作的優勢，只是詞語符號有差異，如果將相同的漢語拼音差異化，就能解決白話文寫作和理解上的困難）。

象形文字與表音文字在語法上有什麼區別呢？

象形文字的語法是唯物的，像漢字語法只與漢字五書相關，不需要人為預設，而表音文字的語法，基本都是人設的。

漢字的唯物內涵，主要是指漢字的五書：象形、會意、指事、形聲、轉注，是唯物為主，意識為次的。基本上一個漢字代表一種自然事物，事物的特徵及屬性，決定漢字的內涵，及漢字之間的關係。如『權』，來自於秤砣的會意，『權』的內涵就來自於秤砣的特徵及屬性，而現代漢語中的『權力』基本上等同於英文中的某詞語，已經失去原漢字中『權』的唯物內涵，甚至在自然中，根本找不到對應的事物；又如『能』字，來自於『熊』的轉注，其內涵指人的某些性質像熊一樣，但現代漢語中的『才能』『能力』，已經失去原漢字的唯物內涵，成為符號，文言文中一個『能』字可以表達出現代漢語中才能、能力、能耐、能人、能夠等內涵，而現代漢語中像『能夠』這個詞，已經無法在自然中找到相對應的事物。『權』字、『能』字在文言文里的行文語法，以其不同內涵而處於不同的位置。從現代漢語的角度來看，原生漢字的一個字，可能同時擁有多種詞性，如名詞、動詞、介詞，而現代漢語對於詞語詞性的人為預設，實際上已經不再以自然事物作為詞語內涵的定性標準，而是以人的意識認知作為詞語內涵的定性標準。【道德經】：名可名，非恆名。就是說，以人的意識認知，作為詞語內涵及詞性的定性標準，往往不合時宜。

象形文字及表音文字的語法差異，直接導致了中外文明在本質上的差異：中華文明注重唯物、實踐辨證；而西方文明、現代漢語注重唯心、語言辯證。

漢字語法只與漢字五書相關，即使是『之乎者也』，其在文言文中的位置，也是由其涵義確定的，而其涵義又由五書確定，並無所謂的『文言文語法』規定其位置，而現代漢語的『的啊嗎』，其在文章中的位置是固定的，由現代漢語語法規定具體位置。近代雖然有學者嘗試總結文言文語法，但基本都是對自古以來的文言文進行分析總結得出，並不是人為預設的，而且總結出來的所謂語法，還經常被其他文言文所打破。

現代漢語是現代才出現的，其標誌就是漢語口語書面化的實行。現代漢語本身是沒有語法的，其語法來源於對英文語法的『東施效顰』、『邯鄲學步』。正是由於現代漢語語法的不成熟，現代漢語一開始就與漢語口語有差距（如『你吃飯了嗎？』在口語中經常表達成『你吃過了嗎？』甚至『吃未？』，這些句式並不符合現代漢語語法），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差距越來越大。現代漢語推行的初衷，是意圖通過口語書面化，降低文學水準，提高全民寫作能力，現在來看，實在是現代版的拔苗助長。特別是互聯網的普及，提高了人民群眾的寫作機會，漢語口語的發展十分迅速，現代漢語的語法修正速度根本跟不上。可以說，人民群眾已經拋棄了現代漢語語法，現代漢語語法淪為雞肋，而由於漢語口語本身幾乎不受現代漢語語法的約束，互聯網上許多文學創作，其表現就是『同質化、思想貧乏』。

在文學方面，現代作家用現代漢語基本寫不出高水平的文學作品，基本上不是用語庸俗，就是文旨低俗，白話文的文采評價，竟然要迂迴到成語、歇後語、民諺，乃至引用經典等文言文使用頻率上，十分典型的『文勝質則史』。在社科研究方面，建立在現代漢語基礎上的理論研究，除非是在國學經典的基礎上創新、探討，或完全囿於西學哲學範疇的辯證討論，否則，依據現代漢語對事物的概念定義、理論描述，很難發展出適應時代的人文理論創新。現代漢語的推行，可以說是徹底失敗了的。

漢字語法與現代漢語語法的差異，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差異，是唯物與唯心的差異，是實證思維與辯證思維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語言基礎差異。而現代漢語與原生漢字系統的差距，印證了漢字的唯物內涵對於華夏文明的重大意義，可以說，沒有文言文，沒有漢字的唯物內涵，華夏文明將不復存在。

二、文言文的表里辨證關係

象形文字及其唯物內涵，已經得到了初步的論證，現在來看看文章的表里辨證關係，及文言文表里辨證關係的意義。

文章的表里辨證關係，可以用孔子的話來概括：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勝文則野』，是指語法、文體超過作者文學水平及學術能力，一些作者便套用語法、文體，隨意拼湊文章。像文言文的八股文，白話文的論文，及古體詩詞，此類文體、語法過於制度化，作者往往都會機械地套用語法、文體，隨意創作，以致文旨表現出『狂野、浮躁、不實用』的特徵，白話文論文，甚至可以直接假設論點出來，然後拼湊論點論證的。

『文勝質則史』，是指語法、文體無法統籌作者文學水平及學術能力，像文言文的駢體文，白話文的現代詩、散文等，由於語法文體相對作者而言，過於簡單、隨意，創作的著作，竟然不能充分表達作者的意旨，甚至誤導讀者對作者意旨的理解，這就是古人說的『以文害用』，此類文學體裁的發展，與『以文載道』的背離。歷史上，一些經學家，忽略漢字五書，無視漢字文字學，甚至歪曲一些漢字的五書內涵，導致文言文語法遭到削弱，最終註解的經學論說背離經典原旨。最有名的就是王弼的【道德經注】對『眇』字的篡改，其改為『妙』字之後，【道德經】被玄化、清談化；另一個案例就是程朱理學對『率性』的『率』字，及『中庸』的『庸』字，在訓詁上的刻意曲解，『率』字本來是指帥、領、引，象誘鳥入網，但程朱曲解為遵循，這樣就使得『率性之謂道』被曲解成與原旨南轅北轍的涵義，原旨是指人的品性有善有惡，人道、王道是指率領人民的品性往好的方向發展，卻被曲解為『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那樣，人性就有善無惡了，而『性』也被曲解為『心』，並與佛教的『心』銜接起來，但是，如果人性有善無惡，循性而為就可以，還要後面的『修道之謂教』做什麼呢？人人都任性而為就好了；『庸』原指『用』，『平常之用』，『中庸』原指『中肯之用』，『教導人性，以歸於常器之用』，程朱卻誤解為『中正的定理』，於是發展出有『理』無『欲』的學說，可見，人為削弱文言文的語法作用，『文勝質』導致的後果是災難性的。孔子述而不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擔憂文言文語法、文體不足以充分表述自己的『學說』，而寧願通過言行引導教化弟子。

通常情況下，文言文的表里辨證關係，由於其語法的唯物內涵，而得到一定的保障，以至於『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即『文以載道』。

很顯然，不管是【道德經】，還是【中庸】【論語】，只要對經典的解讀，能遵循經典創作時，相關漢字的當時五書涵義，其學術結論，就得以儘可能地接近原旨。

同理，為了保障文言文創作，所表達的意旨，能最大限度地貫通於歷代的學說，我們就需要嚴格地遵循漢字五書，即漢字文字學。只有堅持漢字的唯物內涵，堅持漢字的五書語法，我們才能做到在不同時空都能通解、通達、通述經典學說。相對而言，那些表音文字所創作的論說，往往會因為詞語在不同的天時、地理、人群，出現不同的內涵而無法做到通解、通達、通述，更不要說，唯心的學說，往往與實際、實證相去甚遠了。

由此可見，文言文的表里辨證關係建立在漢字五書唯物內涵之上，對於學述創作，在不同時空相互通解、通達、通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要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恢復文言文，及漢字文字學，顯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