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語言形式有自身的演進規律。王國維嘗論古典詩歌發展史說: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曲。』[30]
實際上,一部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歷史,也就是古典詩歌的語言形式演進的歷史。
古人起初不懂詩歌的聲韻規律之美。因此,遠古的詩歌曾是一種沒有固定形式的『自由體』,例如: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31]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32]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我適安歸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33]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從政者殆而!』[34]
信口直吟,了無修飾,灑脫自然,除了押韻以外再無格律。
【詩經】創造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第一種規範格式——相當整齊的四言式: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35]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36]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37]
在這種四言詩,以及後來的五言樂府詩中,詩人們只是經驗地運用著聲韻規律,而未能理論地認識之。
魏晉以後,隨佛典翻譯梵語音韻學乃自印度傳入。南北朝時周禺發現『四聲』,沈約發現『韻律』。從此以後,詩人開始自覺地運用語言的『平仄』聲調,以安排一種高低長短相互交錯的節奏韻律及節奏尋找語言的音樂美。這是古代詩歌史一個重大的發明和創舉。沈約說:
『自靈均屈原以來,而此秘未睹。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38]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其可言文。』[39]
由此可看出,沈約認爲詩歌音韻規律的發現是中國詩史中的一次革命。這也確非夸矜之詞。
在【詩經】及『樂府詩』的時代,詩歌主要功能,還是配樂而唱和的辭,而不是獨立可吟誦的真正意義的詩篇。只是在音韻規律被認識之後,詩語才出現了被詩人們刻意追求的格律韻律之美,從而以語言爲樂譜而從吟誦中找到一種音樂之美。
藉助於語言聲律的這種發現,再與當時盛行於駢體文賦中的對稱修辭方式相結合,在唐代出現了五律、七律等優美的新格律詩。但是,歌詞爲曲副的傳統也一直保持著。宋詞、元曲起初都是配樂而唱的歌詞。詞和散曲在字數上長短參差,更加口語化,吸收了民歌的傳統。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一部中國古典詩歌的歷史,乃是詩的藝術形式不斷翻新、不斷進化的歷史。由不諳聲律的原始自由體和四、五言詩,到拘泥於聲律的五、七言律詩,最後發展爲形式解放並日趨口語化的詞、散曲、民歌,這就是中國詩歌所走過的藝術發展道路。
這個過程一方面是對舊形式的不斷破壞,另一方面,新的更優美的詩歌語言形式,也在這種破壞中不斷地提煉出來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