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在大學首開生死學 儒家倫理包含其中

我在大學首開生死學專業2009-11-19龔鵬程錢江晚報

　　我在台灣辦過兩所大學，其中有一所大學在台南，一所在台灣東北部。台灣不缺大學，大學多得每個高中畢業生都可以上，還招不滿。既然大學不缺，當我們要創辦一所新大學時，必然是因為要提倡一種新的教育理念，一個新的辦學方向。

　　我辦的這兩所大學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把中國傳統儒學的書院精神，在現代大學體制里復活。舉一個例子，我在大學開出『生死學』這門專業，一開始大家都有些驚竦，其實這裡面包含儒家哲學，從人的生老病死延伸到醫療、護理的體系，延伸到社會的協助系統，幫助大家度過現代文明社會裡人生孤寂的一段日子。

　　這樣，生死學就進入到了整個社會體系中了。

　　後來，香港教育機構把生死學的教育移植到香港，在中小學提倡關懷生命、珍惜生命、熱愛生命。

　　生死學辦了後，一些殯儀館的人來找我，說能否辦一個殯葬系，我說這個殯葬系辦了有人來讀嗎？

　　他們不高興了，說，你辦大學就是幫社會解決問題，你要知道，我們社會出生率跟死亡率基本上是相當的，一個社會它的死亡率大概在一成左右。台灣有2300 萬人，每年要死200多萬人，而每死一個人，要看風水，看地、做墳……既使這些都不要，只做一個告別式，也要三五十萬台幣，200萬人所費就是很大的一個產業了，跟台灣IT產業的產值差不多了。這麼龐大的產業，卻是一個沒人管的產業，你不知道舉行的葬禮儀式對不對，不知道哪一家的棺材比較貨真價實，從業人員是否精通生死學……

　　我聽了覺得有道理，所以就辦了殯葬管理班，後來台灣每個縣市的殯儀館，幾乎都過來培訓，反應是出奇的好。在這基礎上，我們還為台北市政府編寫了【市民通用喪儀手冊】等。

　　現在的儒學研究者，一味在概念上做文章，把理論體系越做越精密，卻忽略了儒學實踐，忽略了儒學對當代生活的現實承擔。而我們在做的工作，如建立健全社區大學體系，推廣儒家式人格教育，為民眾講授生死學等課程，以儒家的生死觀幫助現代人排遣心靈焦慮，以儒家的仁愛觀、家庭觀，促進現代人際關係質量的改善。這些工作既順應了大眾的迫切需求，也是儒學實現其『經世致用』宗旨的重要途徑。

電腦閱卷的悲哀

　　現代人已喪失了原來人跟自然的關係、人跟人的關係，現代人越來越活在一個跟機器有關的社會裡。

　　我考大學的時候，剛開始電腦閱卷。電腦怎麼去批考卷？大家都當一個笑話。可是這個笑話卻有一個深層悲哀——就是人的思維，必須根據機器來作調整，否則就被淘汰。機器是我們人創造的，最後我們必須服從機器，這就是現代人倫理上的一種困局。

　　現在年輕人整天上網，跟具體人交往已經沒有太大的能力，或者他已經覺得不重要了，因為在他看來通過網絡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人跟人的關係和人跟自然的關係如何重新和諧？工業革命以來，人對於自然，基本上是利用的。我們粗暴地使用自然，強調人定勝天。

　　過去人跟人的關係，是靠人際關係來互動的，是一種原始、自然的關係，但不是契約關係(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但現代人的生活，已經被法律所『殖民』，也就是說法律已經介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你得不斷地『割地賠款』——比如說，一個家庭裡面，父母親不能隨便管教小孩，因為對小孩怎麼管教法律有規範；夫妻要結婚，要先簽約，要寫明離婚的時候財產怎麼分，這是法律對日常生活的『殖民』。

中國人什麼時候開始有姓

　　中國是一個儒家社會，所謂儒家型社會，不是光用理論、概念就能把一個社會改造成儒家型社會，這裡面必須有一些具體的方法。

　　比如我們現在都有姓，我姓龔，有人姓張，有的姓王，可在春秋時代，孔子的很多弟子都沒有姓。比如子路就沒有姓，因為他出身低賤。當時只有有身份的人才有姓。

　　普通人什麼時候才開始有姓呢？是到春秋末戰國初，這個時候貴族瓦解了——隨着時間的推移，貴族的封地在分了再分之後，慢慢地就沒有了。這樣若干代以後，貴族只是身份上的稱呼，跟一般平民沒有區別了。貴族的瓦解，造成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然後，國家又支持這種貴族和平民之間身份的轉換，比如商鞅變法就說不管你原來是不是貴族，只要打仗立了功，就可以做高官，這樣平民就崛起了。我們都有姓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在歐洲也是很晚才人人有姓，日本就更晚。

　　貴族瓦解了，但中國的貴族社會還沒有結束，平民還不能祭祖。一直到唐代中葉，在中國開始分大姓和小姓了，大姓叫高門第，小姓叫寒門，分成九等，看你的姓在哪一等。『烏衣巷口夕陽斜』，王謝子弟生下來就是富貴的。這種世族門第社會靠什麼持續下來呢？靠的是官銜、讀書，靠經學禮法持家。

儒學已成沒有軀殼的遊魂

　　儒學在中國近代，它的命運非常坎坷。現在一般都認為反儒是從『五四』開始的，但實際上是清朝末年人們的共同心態。清末廢科舉、立學堂，這是一個多大的事情呀，把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整個廢掉了，等於廢了中國整個文官系統。

　　各位知道，假如我們今天對高考作一點點改革，整個社會都要展開大討論的，可那時廢科舉，居然沒有多少人出來反對，可見民心所向。

　　辛亥革命成功後，蔡元培當教育總長，小學生也不用讀經了。不少知識分子覺得中國傳統的這套學問不行了，就連中國的文字、中國的文化也是野蠻的，就開始提倡文字簡化，漢字拼音化……

　　現在，我們講國學，在大學裡面只是很小的一塊，基本上只在中文系或者是歷史系裡講講；在社會上，只有小部分學者把儒學作為研究和討論對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什麼叫『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就是用西方人、西方漢學家在研究中國學問時的那種方法、態度，來研究中國的學問，儒學正在喪失它的主導性。

　　我們的儒學現在還活着嗎？有人說活着的，活在我們這樣的講堂之中，在課本里，在論文裡。可是我們儒學的實際作為是什麼？在社會上到底起什麼作用？跟我們的社會生活有什麼關係呢？說起來就很遺憾了。因為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在我們的衣食住行里，基本上已經完全跟傳統沒有關係了。

　　所以余英時先生說，儒學現在還活着，但是以一種幽魂的方式活着。

　　現在的儒學，已經成了沒有軀殼的遊魂。

　　這種幽魂式的存在我們要怎麼樣改造，怎麼樣讓儒學真正變成有身體，可以行動，可以發展出一些具體在這個社會上跟現代生活產生關係的一些東西呢？

讓幽魂回歸身體的幾種方式

　　上世紀80年代，日本成為儒學榜樣。在日本公司里，有中國傳統家族的感覺。公司像傳統的家族，讓員工產生認同感、歸屬感，即使公司遭到了困難，員工也不會輕易離開，就像家裡遇到了困難，大家齊心協力，共渡難關，每個人對公司都有一種特殊的忠誠度。日本人經商，不完全是靠契約，他們很強調儒家的誠信，以誠信為本。

　　日本的例子說明，這些我們過去認為不能現代化的一些傳統儒學元素，反而是讓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比歐美更好的條件。

　　這個命題出來後，在當時的學界影響很大，因為除了日本以外，在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之間，韓國、新加坡經濟也起來了，當時研究的學者稱之為東亞文化、儒家文化經濟圈。

　　但是我要推薦不是屬於這一類的，是儒學跟現代社會生活關聯起來的另外一個思路。

　　我們自以為站在一個歷史的高度上，我們看待孔子、孟子，就像批改小學生的作文一樣，你這幾點講得好，是精華；那些不好，要批判……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一個小學生跑來跟我說，龔鵬程你寫了很多書，思想也不錯，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我說你胡說八道，我寫的書你看得懂啊？我們讀孟子、孔子，你以為簡單？我們讀黃宗羲、顧炎武已經很難了，要花點力氣了，你讀朱熹更難……你要了解孔子，這中間有很大的差距，你要把握到他的想法，他的心靈狀態。我讀過書，教過書，對此有很深體會的。

　　在中國，一直在把現代社會當做要走的一個方向，我們活在社會中，現代社會的好壞跟現代人有關，古代的好不好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怎樣改造現代社會呢？當然西方人的想法也是我們一種資源，但是在改造中國社會裡面，傳統中國的思想，特別從儒家來講，有很多資源可以提供我們一種新的思路。

　　比如說我們現在常常覺得，傳統中國社會裡面儒家有很高的地位，這是因為皇帝在支持，如果不是當年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怎麼有統治的地位呢。

　　其實，元朝的時候是奉喇嘛教為國師，宋明兩代的皇帝都是信道教的，清朝王室自己是信喇嘛教的……但他們為什麼推崇儒家？因為我們是儒家型社會，是以儒家本身所建構出來的理論狀態去構成這樣一個社會體系，我們不要忘記儒教一直在化民成俗，在民間的日常生活里體現着儒家的倫理狀態。　　

　　所以說，原來的中國儒學並不是只有在政治上，或者在學校裡面學，它在生活實踐上也有一套方法，而這一套方法在我們今天仍然有諸多值得參考的地方——生活中，處處皆有儒學。(陳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