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在大学首开生死学 儒家伦理包含其中

我在大学首开生死学专业2009-11-19龚鹏程钱江晚报

　　我在台湾办过两所大学，其中有一所大学在台南，一所在台湾东北部。台湾不缺大学，大学多得每个高中毕业生都可以上，还招不满。既然大学不缺，当我们要创办一所新大学时，必然是因为要提倡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一个新的办学方向。

　　我办的这两所大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把中国传统儒学的书院精神，在现代大学体制里复活。举一个例子，我在大学开出“生死学”这门专业，一开始大家都有些惊竦，其实这里面包含儒家哲学，从人的生老病死延伸到医疗、护理的体系，延伸到社会的协助系统，帮助大家度过现代文明社会里人生孤寂的一段日子。

　　这样，生死学就进入到了整个社会体系中了。

　　后来，香港教育机构把生死学的教育移植到香港，在中小学提倡关怀生命、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生死学办了后，一些殡仪馆的人来找我，说能否办一个殡葬系，我说这个殡葬系办了有人来读吗？

　　他们不高兴了，说，你办大学就是帮社会解决问题，你要知道，我们社会出生率跟死亡率基本上是相当的，一个社会它的死亡率大概在一成左右。台湾有2300 万人，每年要死200多万人，而每死一个人，要看风水，看地、做坟……既使这些都不要，只做一个告别式，也要三五十万台币，200万人所费就是很大的一个产业了，跟台湾IT产业的产值差不多了。这么庞大的产业，却是一个没人管的产业，你不知道举行的葬礼仪式对不对，不知道哪一家的棺材比较货真价实，从业人员是否精通生死学……

　　我听了觉得有道理，所以就办了殡葬管理班，后来台湾每个县市的殡仪馆，几乎都过来培训，反应是出奇的好。在这基础上，我们还为台北市政府编写了《市民通用丧仪手册》等。

　　现在的儒学研究者，一味在概念上做文章，把理论体系越做越精密，却忽略了儒学实践，忽略了儒学对当代生活的现实承担。而我们在做的工作，如建立健全社区大学体系，推广儒家式人格教育，为民众讲授生死学等课程，以儒家的生死观帮助现代人排遣心灵焦虑，以儒家的仁爱观、家庭观，促进现代人际关系质量的改善。这些工作既顺应了大众的迫切需求，也是儒学实现其“经世致用”宗旨的重要途径。

电脑阅卷的悲哀

　　现代人已丧失了原来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现代人越来越活在一个跟机器有关的社会里。

　　我考大学的时候，刚开始电脑阅卷。电脑怎么去批考卷？大家都当一个笑话。可是这个笑话却有一个深层悲哀——就是人的思维，必须根据机器来作调整，否则就被淘汰。机器是我们人创造的，最后我们必须服从机器，这就是现代人伦理上的一种困局。

　　现在年轻人整天上网，跟具体人交往已经没有太大的能力，或者他已经觉得不重要了，因为在他看来通过网络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人跟人的关系和人跟自然的关系如何重新和谐？工业革命以来，人对于自然，基本上是利用的。我们粗暴地使用自然，强调人定胜天。

　　过去人跟人的关系，是靠人际关系来互动的，是一种原始、自然的关系，但不是契约关系(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但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法律所“殖民”，也就是说法律已经介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你得不断地“割地赔款”——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亲不能随便管教小孩，因为对小孩怎么管教法律有规范；夫妻要结婚，要先签约，要写明离婚的时候财产怎么分，这是法律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有姓

　　中国是一个儒家社会，所谓儒家型社会，不是光用理论、概念就能把一个社会改造成儒家型社会，这里面必须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比如我们现在都有姓，我姓龚，有人姓张，有的姓王，可在春秋时代，孔子的很多弟子都没有姓。比如子路就没有姓，因为他出身低贱。当时只有有身份的人才有姓。

　　普通人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姓呢？是到春秋末战国初，这个时候贵族瓦解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的封地在分了再分之后，慢慢地就没有了。这样若干代以后，贵族只是身份上的称呼，跟一般平民没有区别了。贵族的瓦解，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然后，国家又支持这种贵族和平民之间身份的转换，比如商鞅变法就说不管你原来是不是贵族，只要打仗立了功，就可以做高官，这样平民就崛起了。我们都有姓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在欧洲也是很晚才人人有姓，日本就更晚。

　　贵族瓦解了，但中国的贵族社会还没有结束，平民还不能祭祖。一直到唐代中叶，在中国开始分大姓和小姓了，大姓叫高门第，小姓叫寒门，分成九等，看你的姓在哪一等。“乌衣巷口夕阳斜”，王谢子弟生下来就是富贵的。这种世族门第社会靠什么持续下来呢？靠的是官衔、读书，靠经学礼法持家。

儒学已成没有躯壳的游魂

　　儒学在中国近代，它的命运非常坎坷。现在一般都认为反儒是从“五四”开始的，但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人们的共同心态。清末废科举、立学堂，这是一个多大的事情呀，把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整个废掉了，等于废了中国整个文官系统。

　　各位知道，假如我们今天对高考作一点点改革，整个社会都要展开大讨论的，可那时废科举，居然没有多少人出来反对，可见民心所向。

　　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当教育总长，小学生也不用读经了。不少知识分子觉得中国传统的这套学问不行了，就连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文化也是野蛮的，就开始提倡文字简化，汉字拼音化……

　　现在，我们讲国学，在大学里面只是很小的一块，基本上只在中文系或者是历史系里讲讲；在社会上，只有小部分学者把儒学作为研究和讨论对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什么叫“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就是用西方人、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学问时的那种方法、态度，来研究中国的学问，儒学正在丧失它的主导性。

　　我们的儒学现在还活着吗？有人说活着的，活在我们这样的讲堂之中，在课本里，在论文里。可是我们儒学的实际作为是什么？在社会上到底起什么作用？跟我们的社会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说起来就很遗憾了。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我们的衣食住行里，基本上已经完全跟传统没有关系了。

　　所以余英时先生说，儒学现在还活着，但是以一种幽魂的方式活着。

　　现在的儒学，已经成了没有躯壳的游魂。

　　这种幽魂式的存在我们要怎么样改造，怎么样让儒学真正变成有身体，可以行动，可以发展出一些具体在这个社会上跟现代生活产生关系的一些东西呢？

让幽魂回归身体的几种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儒学榜样。在日本公司里，有中国传统家族的感觉。公司像传统的家族，让员工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即使公司遭到了困难，员工也不会轻易离开，就像家里遇到了困难，大家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每个人对公司都有一种特殊的忠诚度。日本人经商，不完全是靠契约，他们很强调儒家的诚信，以诚信为本。

　　日本的例子说明，这些我们过去认为不能现代化的一些传统儒学元素，反而是让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比欧美更好的条件。

　　这个命题出来后，在当时的学界影响很大，因为除了日本以外，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韩国、新加坡经济也起来了，当时研究的学者称之为东亚文化、儒家文化经济圈。

　　但是我要推荐不是属于这一类的，是儒学跟现代社会生活关联起来的另外一个思路。

　　我们自以为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上，我们看待孔子、孟子，就像批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你这几点讲得好，是精华；那些不好，要批判……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一个小学生跑来跟我说，龚鹏程你写了很多书，思想也不错，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说你胡说八道，我写的书你看得懂啊？我们读孟子、孔子，你以为简单？我们读黄宗羲、顾炎武已经很难了，要花点力气了，你读朱熹更难……你要了解孔子，这中间有很大的差距，你要把握到他的想法，他的心灵状态。我读过书，教过书，对此有很深体会的。

　　在中国，一直在把现代社会当做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活在社会中，现代社会的好坏跟现代人有关，古代的好不好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怎样改造现代社会呢？当然西方人的想法也是我们一种资源，但是在改造中国社会里面，传统中国的思想，特别从儒家来讲，有很多资源可以提供我们一种新的思路。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觉得，传统中国社会里面儒家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因为皇帝在支持，如果不是当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怎么有统治的地位呢。

　　其实，元朝的时候是奉喇嘛教为国师，宋明两代的皇帝都是信道教的，清朝王室自己是信喇嘛教的……但他们为什么推崇儒家？因为我们是儒家型社会，是以儒家本身所建构出来的理论状态去构成这样一个社会体系，我们不要忘记儒教一直在化民成俗，在民间的日常生活里体现着儒家的伦理状态。　　

　　所以说，原来的中国儒学并不是只有在政治上，或者在学校里面学，它在生活实践上也有一套方法，而这一套方法在我们今天仍然有诸多值得参考的地方——生活中，处处皆有儒学。(陈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