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的漢語(5)

  : 中國漢學網

這一回，問題的解決不再依靠學術論爭，而是強有力的政治干預。黨的領導在前線戰士和將軍們的要求下(當然也是出於整體的文化策略的考慮)，斷然中斷了『亭子間作家們』的語言舊轍。在丁玲、王實味事件之後，桀驁不馴的作家們紛紛自願或被動下鄉入伍，向工農兵學習，甚至思想改造到一個程度，整個思想感情都與工農兵同化。正如毛澤東所說，這一艱難的自我改造，最有效的途徑和最清楚可見的指標，就是學習工農兵語言，並且運用他們的語言進行寫作：
　　許多文藝工作者由於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裡面常常夾着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
　　延安的語言的轉變在周揚身上有一種戲劇化的表現。
　　1942年以前，周揚的語言思想基本來自高爾基。他當然也以語言的大眾化為目標，但他並不同意群眾的語言可以成為文學的語言，他認為應該像高爾基所說的那樣，必須經過提煉和升華的過程。甚至到了1940年討論『舊形式的採用』的時候，他還堅持這個觀點。1941年，他在【解放日報】發表的一篇隨筆中仍然強調，『創作就是一個作家與生活格鬥的過程』。他借用巴爾扎克的比喻說，作家所要捕捉的形象好比是『傳說中的浦累求斯』，『文學家就是要和這樣千變萬化的海神鬥法的術士，而除了語言文字他又再沒有別的法寶』，所以他借高爾基的話說，『作家必須是一個深歷了「語言的痛苦」的人』。同一年，周揚連續發表了兩篇才華橫溢的文章。【精神界之戰士――論魯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學觀，為紀念他誕生六十周年而作】，這是整個三四十年代除胡風之外唯一系統關注魯迅前期論文的紮實研究，而在這種研究中，研究者應該也經歷了『語言的痛苦』吧。另一篇【郭沫若和他的】在今天看來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篇摸着了詩人的精神的出色的詩評。即使在20年代中期，【女神】的語言也已經受到新文學內部的強烈批評，但周揚毫不感覺【女神】帶給他的語言障礙，甘願和詩人一起『深歷了「語言的痛苦』」，他說：
　　為他的詩，他覓取了適當的形式――不同於『五四』許多詩人的都留有舊詩詞的調子，他和舊傳統作了最大的決裂，也沒有像後來的所謂格律詩派一樣自造新鐐銬給自己套上。他是那樣地厭惡形式，主張在形式上絕對自由，他與其藝術地矯作，是寧可自然而粗糙。正如他所曾自比的，他的創作衝動來時就如同一匹奔馬，沒有什麼東西駕馭得他。他的詩正是那樣奔放，這裡也就正有着形式與內容的自然和諧。你不用惋惜你在他詩中不免遇到的粗率和單調，他在掌握內在旋律，內在音節上所顯示出來的天才將會彌補你一切。
　　周揚這篇詩評，頗能使我們想起魯迅為『語體文』的辯護，或胡適的【談新詩】。這是對典型的『五四』一代人的語言觀的繼承。甚至他的終身的對手胡風的某些論調和用語也閃爍其中，比如『格鬥』，比如既反對舊形式也不盲目歐化的『新形式』的探索。
　　1942年整風之後，周揚的語言觀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講話】發表半年之後，他就這樣稱讚『魯藝』青年作家孔厥的小說：
　　由寫知識分子(而且是偏於消極方面的)到寫新的，進步的農民，旁觀的調子讓位給了熱情的寫，這在作者創作道路上是一個重要的進展。口語的大膽採用更形成了這些作品的一個耀目的特色。
　　但又馬上補充說：
　　口語固然增添了人物的真實性，但是一長串的，雄辯而又有條理的敘述既不很適合農民的身份，又容易混入知識分子的口吻和語氣，是不是有時反而可以削弱人物的真實性?
　　這段話有些搖擺，不知是惋惜青年作家語言不純，還是不滿青年作家過分使用口語，但這種搖擺在他評論趙樹理的創作時就徹底消失了。他不僅高度肯定趙樹理對群眾的口語的熟悉和大量採用，而且說：
　　他在做敘述描寫時也同樣用的群眾的語言，這一點我以為特別重要。寫人物的對話應該用口語，應當忠實於人物的身份，這現在是再沒有誰作另外主張的了；唯獨關於敘述的描寫，即如何寫景寫人等等，卻好像是作者自由馳騁的世界，他可以寫月亮，寫靈魂；用所謂美麗的辭藻，深刻的句子；全不管這些與他所描寫的人物與事件，是否相稱以及有無必要。要創造工農兵文藝，這片世界有打掃一番的必要。
　　至此，他在30年代介紹高爾基的語言觀時所持的觀點也悄悄地改變了：
　　我們介紹過高爾基的語言理論：文學語言是從勞動群眾口頭上採取來的，卻經過了文學者們的加工，他們從日常語言的奔流中，嚴選了最正確、恰當、適切的語言。但我們先就強調了加工的一面，而沒有着重原料的採集。沒有原料，又何從加工呢?
　　似乎只是側重點不同，卻顯示了一種全新的語言立場。原先的人物／敘述者、工農兵的口語原料／知識分子作者的加工(『格鬥』)的二元並置取消了，變成群眾語言一統天下。40年代後半期解放區文學直至50、60、70年代小說語言都是秉承周揚這種語言觀創作的。經過周揚式的『打掃』，延安和華北敵後根據地的文學與40年代其他地區的文學不僅有生活世界、意識形態、作者構成的不同，更出現了不同文學集團之間一條嚴明的內在界線：和新意識形態血肉交融的大眾化的文學語言。(作者：郜元寶)

一揚扭白為黑，指鹿為馬的鬧劇，『先進的農民』彰顯了文革時期的中國是多麼的荒唐。文化不但是民俗的升華，更是精英的學術——如果這場鬧劇發生在古代，巫術說將會代替醫術，神鬼說將會取代人文理學而占據社會主流，那將是怎樣一個黑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