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德行莫过于『仁』,最大的祸害莫过于苛刻。

〖汉书〗中记载着酷吏严延年的故事。严延年身材矮小，精明强干，办事灵活敏捷。作为一郡的长官，凡是下属忠诚奉公的，他都像对待家人一样优待亲近他们，一心为他们着想，居官办事也不顾个人得失。所以在他所治理的地区，没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

但是严延年有一个毛病，就是过分地痛恨坏人坏事，所以被他过度惩罚的人很多。他特别擅长写狱词以及官府的文书，凡是他想诛杀的人，他都亲自写奏折上奏。大家觉得他的狱词写得很有道理，所以上面很快就会核准判定犯人的死罪。到了冬天要行刑的时候，严延年命令把所有各县要杀的犯人都押到郡府上，集中处死，结果一时间血流数里。郡里的人给他起外号叫『屠伯』。伯、仲、叔、季，『伯』是老大的意思，『屠伯』是屠宰的老大。在他管辖的地区里，『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全郡上下一派清明。

有令则行，有禁则止

有一次，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来看他，本来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礼的。他母亲到洛阳的时候，正好碰上严延年要处决犯人。结果她看到血流了好几里地，非常震惊，于是就住在道旁的亭舍里，不肯进入郡府。严延年就出城到亭舍里拜见母亲，但母亲却关门不见他，他在门外脱帽叩头，过了好一会，母亲才让他进去。见了面，母亲就斥责说：『你有幸当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但是没有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让他们平安，反而利用刑罚大肆杀人，以此树立自己的权威。难道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就应该这样行事吗？』严延年听了，赶紧向母亲认错，重重地叩头谢罪，还亲自为母亲驾车，把母亲迎到郡府里去住。

祭祀完毕后，母亲就对严延年说：『苍天在上，明察秋毫，岂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想不到我人老了，还要看着壮年的儿子深受刑戮。』他的母亲在这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严延年以后的结果一定不会很好。他的母亲又说：『我走了，回到东边的老家去为你准备葬身之地。』严母回到家乡，见到严延年同族兄弟时，又把以上的这些话讲给他们听。结果一年之后，严延年果然出了事。这时，东海郡的人没有不称颂严延年的母亲贤明智慧、深明大义的。

中国古人有很多的读书人非常开明，看到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以后的结果如何。严延年的母亲也是如此，知道天有好生之德，儿子这样的行刑，没有仁慈之心，是有违上天的好生之德，所以能够预测到儿子的结局不好。这都是因为古人明白天道自然的规律，所以治国理政、生产、生活都要按照自然的常理常法去做。

古人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所谓『民之父母』，就应该爱民如子。〖盐铁论〗中说：『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厚恩而已。』作为人民的父母官，对待百姓，就应该像父母对待自己有病、生病的孩子一样，做到增施恩惠、宽容厚待。哪有父母官对儿女屠戮的道理？如果把百姓，包括那些犯罪的人，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上，把能够逮捕多少人、屠戮多少人、给多少人刑罚作为自己的功绩去称颂，而毫无怜悯之心，这与天道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古人看一个人所作所为是否与天道相应，就能够判定出他的兴衰成败和以后的结局。

严延年虽然赏罚分明，也很廉洁，但是对待百姓过于苛刻，百姓不会感恩戴德，反而还会怨声载道。这就是孔子在子羔的故事中所评价的『加严暴则树怨』，这与『仁政』的要求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而子羔却能够做到既公正执法，又心存仁恕。所以德行深厚的人，回报给他的也是很美好的；与人结怨太深的人，自己也会有灾祸。最大的德行莫过于『仁』，最大的祸害莫过于苛刻。即使是作为执法者，也要宽和、行仁恕，而不能够过于苛刻。从这两个故事的对比中，人们对理解为什么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原则，以及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问题，都有很重要的启示。

〖群书治要·傅子〗：『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着好的制度，包括法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等，来达到社会大治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些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当然非常重要，『法者，治之端也。』但是仅仅有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是不够的，并不能单独起作用，达到社会大治的结果。还必须有良好的圣贤君子来推行好的制度，这两者缺一不可。而圣贤君子必须通过圣贤教育才能够培养出来。由此可见，为什么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什么教育必须秉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因为圣贤君子都是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