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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馮俊 苗力田（1917.4—2000.5），黑龍江省同江縣人。新中國成立前，曾執教於中央大學；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執教於南京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後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顧問，全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理事，先後擔任多屆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1988年獲得吳玉章優秀教學獎，1991年獲得首都勞動獎章。
苗力田，先後執教於南京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後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
【哲人追『思』14】
西學東漸以來，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的了解從最初零散粗淺的介紹逐漸走向系統全面的研究和逐漸平等的對話，這得益於幾代學人的嘔心瀝血、辛勤耕耘，得益於那些早期的拓荒人和播火者。苗力田作為我國西方哲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是我國著名的西方哲學史家、翻譯家、古希臘哲學研究專家、教育家。他對古希臘哲學有着非常深邃的研究，主持翻譯了【亞裏士多德全集】，這是中國人從古希臘語翻譯過來的第一套希臘哲學家全集，也是西學東漸以來中國哲學界翻譯的第一套西方哲學家的全集。他對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康德、黑格爾哲學也有非常獨到的見解，為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來源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1.坎坷的愛智求真、學術報國路
苗力田的一生是愛祖國愛人民、追求進步的一生，是愛智慧求真理、獻身學術的一生，是淡泊明志樂觀豁達、以精神幸福戰勝肉體痛苦的一生。
從東北流亡學生到國難哲人。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九一八事變，迅速佔領了東北全境，大批學生流亡到關內。1934年，北平（今北京）成立了一所名為『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的學校，專門接收東北流亡學生，不用交學費和食宿費，實行軍事化管理，旨在培養抗日救國人才。1935年，苗力田考入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高中部文科組，12月初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抗日愛國救亡運動，12月16日苗力田帶領高中部同學參加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並在天橋舉行大會。1936年，東北中山中學由北平遷往南京市郊板橋鎮。1937年，日本侵略軍發動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0月南京告急，在南京大屠殺前一周，東北中山中學又被迫西遷，最後經長沙到湘潭，落腳在湖南的永豐鎮。1938年1月，學校複課，苗力田作為應屆高中畢業生，報考了當時已經遷到重慶的中央大學。1938年年底，日寇佔領岳陽，直逼長沙，苗力田和幾位還沒有等到高考發榜的同學結伴徒步西行千餘裏，挑着鋪蓋沿着湘川公路，歷經艱難險阻，歷時47天走到重慶，於1939年順利入學就讀中央大學哲學系。
苗力田在哲學系求學期間篤實勤奮，廣泛閱讀，博採眾長，與宗白華、熊偉、方東美等老師交誼甚密，還參加了【新華日報】自然科學副刊的編輯工作，並開始閱讀馬列著作。苗力田各門成績優秀，在大學二年級時參加第二屆全國學業競試的乙類競試，通過初試複試，成為全國132名選生之一，獲教育部獎書券。苗力田一直保持着東北流亡青年的愛國救國之心，在大學時代，他用辛白、陸夷等筆名在重慶【國民公報】文學副刊【文群】和【新蜀報】文學副刊【蜀道】上發表了許多揭批時弊、思考人生、懷念家鄉的散文和雜文，其中包括【東北青年教育的展望】【對東北青年的新認識】等。
從遠征軍翻譯到校園進步青年教師。1941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中國遠征軍開始在大學四年級學生中招收戰地服務團，培訓3000名譯員。1942年年初，苗力田應徵入伍成為隨軍機要翻譯官，隨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與那裏的英國軍隊一起抗擊日軍，幾個月後撤回到中緬邊境為中美航空隊做隨軍翻譯，為民族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1943年，苗力田以『陸夷』的筆名在【時與潮】副刊上連載五期發表了他1942年1月4日至5月24日從到達遠征軍部隊到返回國內這5個月間的日記，在重慶引起了強烈反響。
1944年，苗力田考取中央大學研究院哲學學部的研究生，跟隨陳康先生學習希臘哲學。陳康於1929年中央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赴英國倫敦大學學習，1930年秋轉往德國學習，先後師承多位著名專家學習希臘語、拉丁語和希臘哲學達10年之久，1940年獲得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1943年前在西南聯大任教，1944年開始在重慶中央大學任教。同年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陳康譯註的【柏拉圖巴曼尼德斯篇】，該書不僅僅是一部譯著，它是世界上研究柏拉圖和希臘哲學的重要研究著作，其中的注釋是原文的九倍。他在該書的『序』中講到，他研究希臘哲學要做到『使歐美的專門學者以不通中文為恨』，這充分展現了中國學人的學術自信和文化自信。正是在這一年，苗力田考取陳康的研究生，同他一起學古希臘語和希臘哲學。1946年，中央大學從重慶遷回南京。1947年，苗力田畢業後留在中央大學任教，講授哲學概論、倫理學等課程。陳康1948年去往台灣大學哲學系任教，1958年去往美國，先後在埃默瑞大學、德克薩斯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大學、南佛羅裏達大學任教，哈佛大學教授哈桑稱陳康為『當今亞裏士多德學的世界第一權威』。改革開放後，苗力田和陳康取得了聯繫，他晚年決定翻譯【亞裏士多德全集】也是受到陳康的鼓勵和支持。
雖然苗力田學習的是古希臘哲學，但是關心政治、追求進步、有正義感是他一貫的風格。他經常參與進步學生的一些活動，一次一位前來借宿的同鄉學友在他的床底下的箱子內翻出了【共產黨宣言】【土地法大綱】【新民主主義論】等當時的『禁書』，同鄉學友勸他趕快將書轉移，說如果被發現是會要坐牢的，苗力田說，『不怕，都是自己人，早一天看到這些書有好處』。1948年年底，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失敗已成定局，南京政府開始向廣州轉移，中央大學也成立廣州分校，動員師生去廣州分校然後轉往台灣，苗力田在雨雪紛飛的冬夜拖着病體去找青年教師做工作，勸他們不要走，留下來為新中國出力。後來他參加了護校委員會，迎接共產黨來接收大學。
從南京大學、北京大學到中國人民大學。從重慶遷回南京後，苗力田就得了腎結核，南京解放前夕，他的脊椎結核病到了晚期，後經大學附屬醫院動了手術，割掉了一側的腎，脊椎用鋼板固定，手術後人躺在石膏床上不能動，前後臥床三年。但是他仍不放棄學習和工作，用一塊平滑的木板夾着書，仰着頭看。他還擔負哲學系本科生的教學任務，學生們圍坐在他床邊上課。1952年秋，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所有大學的哲學系都合併到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苗力田是被抬着上火車的，到北京後則是由北京大學的救護車拉進了中關園宿舍。開學後，他乘坐人力車到未名湖邊的哲學樓去聽蘇聯專家的課。康復一段時間後，人可以站立起來自主行走，但他腰部因為鋼板固定直不起來，從此一輩子離不開拐棍。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哲學系，請求北京大學支持中西哲學的骨幹教師，苗力田和石峻一起從北京大學調到中國人民大學，苗力田成為中國人民大學外國哲學學科的創始人和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的第一任主任。
苗力田雖然身體有病、行動不便，但是他意志頑強，樂觀豁達，『文革』期間下放江西『五七』幹校勞動三年，他拒絕特殊照顧，承擔的勞動量並不比別人少。晚年除了腰椎的病痛外，還有白內障、腎衰竭、嚴重藥物過敏等其他疾病，他80多歲時還堅持到教室上課，而且從不坐着講課，一站就是一上午。苗力田一輩子甘於寂寞，心無旁騖，潛心學問，他的肉體大多數時間是痛苦的，但他的精神一直是高尚、快樂、幸福的。2000年5月28日，苗力田在參加完博士生答辯後的第三天去世。
2.把學哲學、教哲學作為一輩子的生活方式
苗力田把做學問、研究哲學看作畢生的追求，把當老師、教書育人看作最崇高的事業。學哲學、教哲學是他一輩子的生活方式。他教育學生時經常借用奧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強』的口號，提出了哲學的奧林匹克精神：『更深（遠）、更細（密）、更廣（博）。』苗力田在他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治學原則。
『多學幾門外語，做學問50歲之前只是打基礎。』苗力田要求學生出奇嚴格，他常常說，研究外國哲學首先要學好外語，要從原文去領悟哲學家的原意，不懂哲學家的原文就不懂原哲學，就不要寫關於他的論文，避免隔靴搔癢。最好要掌握兩門死語言、三門活語言，那就是古希臘文和拉丁文，英語、德語、法語。外語學好了，多讀原文原典。研究外國哲學必須從第一手資料出發，譯本是普及用的，用以了解大意，原文原著才是真正的第一手資料。他認為，做學問，在50歲之前只是打基礎，他本人就是這樣踐行的。
他一輩子都沒有停止過學習，精通古希臘語，英語、德語、俄語，初通拉丁語。他在20世紀30至40年代學習了英文和古希臘文，初步了解了拉丁文。1950年年初，他在動過手術後躺在床上不能動時，硬是憑着讓夫人唐夕華白天去大學課堂旁聽俄語課，回家後教給自己的方式，學會了俄文。當時，國內哲學界掀起了學習了解俄國哲學和蘇聯哲學的熱潮，苗力田閱讀和翻譯了大量俄文文獻，寫出了【十九世紀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哲學和社會政治觀點】（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年）一書。到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哲學界開始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來源的研究，外國哲學領域就十分重視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康德、黑格爾哲學的研究。苗力田本來是不懂德語的，這時他開始學習德語，後來又翻譯出版了【黑格爾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他到七八十歲時為了給學生上課，早上6點多就在家裏陽台上背外語單詞和整段的原文，希臘文的詞根、變性變位等熟記於心，上課時信手寫滿黑板。他告誡青年學者，應該排除一切干擾和誘惑，把做學問視為神聖的事業，潛心追求真理。他一輩子的主要學術成果確實是在60歲以後完成的，他為晚輩們樹立了一個難以企及的榜樣。
多讀、多思、少寫。苗力田先生認為，搞外國哲學，學好外語，熟讀原著原典，把著名哲學家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論弄清楚，非一日之功，寫出高質量的能同世界著名哲學家對話、同國外同行對話的文章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不要知道點皮毛就誇誇其談、大發議論。要多讀、多思、少寫，做學問首先要有一種老老實實的態度，只有老老實實做人，才能老老實實做學問。他提倡的『多讀、多思』是指治學力求達到有廣博的知識和深刻的領會，做到『博大精深』，『少寫』是指要反對做學術太急功近利，浮躁跟風，應該把學術質量放在第一位，他認為粗製濫造的作品不如不寫。他說的『少寫』不是不寫，而是要寫高質量的作品。苗力田20世紀50年代末指導的第一個研究生劉放桐後來成為外國哲學知名教授，他認為不能把先生所說的『少寫』作錯誤理解、過分強調，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習和研究，讀、思、寫是不可分割的，通過寫可以促進對所讀的東西思考得更全面、更深刻，更好地對提出的問題作進一步探索。
苗力田一輩子把三尺講壇看作他的人生舞台。他在人民大學哲學系的講壇上先後開設過歐洲哲學史、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斯賓諾莎【倫理學】、黑格爾【小邏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現代西方哲學、存在主義、康德倫理學、英語哲學文獻、古希臘語、古希臘哲學導論等課程，到80多歲仍然站在講堂上講課。
他把上課看作一件很莊嚴神聖的事情。在學生看來，他是有一整套程序的：一，如果要上課，一定是這一周都在備課，把要上的內容爛熟於心。二，到上課的那一天，早早起床，把皮鞋擦亮，換一套整潔的衣服，將頭髮梳理好。三，上課一定是站着講，即使晚年他是用輪椅推到教室的，但是到了教室扶上講台還是站着講，一講就是一上午，為了少上廁所，上課不喝水。四，上課沒有講義，只有幾張用舊枱曆做的卡片，上面是外文多於中文，大多寫些名詞、概念的詞源和演變，上課時他也基本不看這些卡片。五，講課要講清哲學概念，從希臘文的詞根講起，然後拉丁文、德語、英語，這些哲學概念是怎樣演變的，把來龍去脈講清楚，弄清楚概念的原意會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消除誤解。六，講課要講清由概念到命題以及從命題到命題的論證過程，挖掘出哲學家本人的思維線索和邏輯推演過程。苗力田認為弄清楚哲學家怎麼說的比哲學家說了什麼更重要，結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哲學觀點是如何被論證的，弄清楚這個過程就是對學生進行的思維訓練。因為教哲學是要培養學生思考問題、探求真理的能力，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楚以往哲學家怎樣思考，向他們學習思維方法，提高我們的理論思維能力。七，上課一定要用通俗淺顯的語言說清深奧的道理，用老師消化後的語言表達出來，不能是用一堆晦澀的概念，讓人不知所云。無論是人大哲學系1956年建系時的第一屆本科生如羅國傑、鄭杭生等，還是1978年人大復校後哲學系第一屆本科生如張志偉、李秋零等，說起他們聽過苗力田先生講課時，總是感到無比幸運和回味無窮。
3.中國人翻譯的第一部西方哲學家全集
苗力田先後從英語、俄語、德語和古希臘語翻譯過哲學著作，作為一名翻譯家，他在幾十年的翻譯實踐中總結出自己獨特的翻譯原則。
他總結的翻譯原則是：『歷史感』，即對一些關鍵概念術語，一定要作詞源學淵源考察，要考慮哲學家和思想家使用它們時的特殊語境，不能僅從其現代意義簡單翻譯；『確切』，即要忠實完整地傳達原作者的本意；『簡潔』，即不隨意對原文加字衍句，自己不能任意鋪陳；『清新可讀』，即讓現代讀者能準確無誤的理解把握。
苗力田本來研究的是古希臘哲學，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和服從教學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未能靜下心來專門研究希臘哲學。1983年，他開始招收希臘哲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後來不久又招收希臘哲學的博士研究生，他親自教授古希臘語，教學生先掌握基本希臘語，然後接着讀希臘哲學原文原典，最後開始帶着學生們搞翻譯。經過幾年的努力，從希臘哲學殘篇中整理、編譯出的希臘哲學原著選讀【古希臘哲學】一書，1987年定稿，1989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接着，苗力田又樹立了一個更高的目標：『要讓亞裏士多德說中文，讓亞裏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出現於20世紀我中華大地，不讓日本人在亞洲專美。』因為日本人翻譯了亞裏士多德全集，而中國還沒有。苗力田不顧七十歲高齡、體弱多病，又帶領學生們積極申報『七五』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編譯【亞裏士多德全集】，並獲批准立項。【亞裏士多德全集】的翻譯工作歷時十年（1987—1997），共10卷，達300萬字，苗力田本人親自翻譯【形而上學】與【尼各馬科倫理學】兩卷，還校閱了全部譯稿。許多重要概念和譯名的統一，不同譯稿之間語言風格的統一，他反覆推敲，反覆修改，有時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可以說他為【亞裏士多德全集】的出版嘔心瀝血、殫精竭慮。
1989年9月初，苗力田赴意大利中部城市佩魯吉亞參加第二屆國際柏拉圖哲學討論會，來自北美洲、歐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25個國家的近100名柏拉圖哲學研究者出席了這次會議，苗力田在會上宣讀了論文【從鍾愛者到愛智者】，他在大會上也講到了他正在將【亞裏士多德全集】翻譯成中文，在國際哲學界引起了熱烈反響。1997年【亞裏士多德全集】十卷全部出齊之後，在學界引起轟動，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欄目等都作了大量的報道。這不僅是中國人從古希臘文原文翻譯出來的第一部希臘哲學家的全集，同時也是西學東漸以來第一部由中國人翻譯的西方哲學家全集。該書多次獲全國性大獎，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1998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1999年），第四屆國家圖書獎（1999年）。2000年1月，【亞裏士多德全集】被中國人民大學作為禮品贈送給希臘駐華大使館。
4.求知是人的本性，思辯是最大的幸福
苗力田在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發表哲學論文，例如【作為自我具體形式的神】，50年代末開始研究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家的哲學，但是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古希臘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亞裏士多德哲學和康德哲學。他有許多深邃的思想和獨到的見解體現在他為譯著所寫的『譯序』中，例如：『【〖形而上學〗箋注】序：科學是目的不是手段』『【尼各馬科倫理學】譯序：品質、德性與幸福』『【道德形而上學原理】譯序：德性就是力量』『【康德著作全集】譯序：哲學的開普勒改革』等。
哲學思考是由好奇開始，為了知而求知，無用之用是為大用。苗力田的哲學觀深受希臘哲學影響。他認為希臘哲學的特點是，愛智慧，尚思辯，學以致知。在希臘語中，哲學就是『愛』和『智慧』兩個詞合成的，亞裏士多德說，哲學就是對智慧的愛，對真理的追求。在希臘文中『思辯』一詞在現代語中應為『理論思維』，它的名詞形式theoria也就是現代語中的『理論』，『尚思辯』意思是注重理論思維，思辯科學現代語應解讀為理論科學。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一書的第一句話是『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學是一門為了知而求知的學問，求知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不帶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思辯科學、理論思維的研究對象是普遍的、自身同一的，它以自身為目的，是為了知而求知，在自身之外別無所求，學以致知。
蘇格拉底的名言是『自知其無知』，柏拉圖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到過『哲學由好奇開始』，而亞裏士多德認為『人們都是由於好奇而開始哲學思考的』『一個感到疑難和好奇的人，便覺得自己無知』『如若人們為了擺脫無知而進行哲學思考，很顯然他們是為了知而追求知識，而並不以某種實用為目的』。苗力田將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三人的哲學思想聯繫起來了，認為為了知而求知、學以致知，就是為了克服無知、消除因好奇而產生的疑難，這就是懷疑精神、科學精神，這是思辯哲學的傳統和本質特徵。
苗力田常說，哲學是無用之學，它沒有具體的功用，不能問愛智求知有什麼用，那樣就把它當手段或工具了，如果是為了功利、功用，那就不是真正地愛智慧，如果愛智求知是為了升官發財、沽名釣譽，那就不是追求真理。但無用之用是為大用，哲學是世界觀、方法論，能培養我們追求真理的精神，能訓練和提高我們民族的思維水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哲學。
苗力田對於亞裏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有獨到的理解。他認為，德性分為兩類，一類是倫理的，一類是理智的。倫理德性就是關於痛苦和快樂的德性，它既不能過度，也不能不及，倫理德性就是我們感受好和壞的品質，過度和不及都是壞的、不應該的，只有合乎中道的行為才是好的、才是應該的。在快樂和痛苦的感受中、在實踐活動中找到這種中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種實踐生活中的智慧就是『明智』，它是對個別事件的智慧，是以個人為終極對象，主要是種政治品質。理智是靈魂最高貴的部分、最神聖的部分，是主宰和嚮導。倫理德性在於倡導良好習慣的培養，理智德性在於加強思維能力的訓練，是清楚明白確切地理解，反覆思考和策劃。理智德性是倫理德性的導航者，理智德性的思考使倫理領域拓寬、層次加深、目光放遠，而成為總體的一般的德性。幸福是人生的終極目的，它是合乎德性的實現活動。思辯是理智的德性，是合乎本己德性的實現活動，思辯是自足的，自身之外別無他求，它最為經久、最為快樂。在合乎德性的實現活動中，思辯是最大的幸福。理智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地方，對於人來說，合乎理智的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
德國古典哲學也是一種思辯哲學。苗力田認為，思辯哲學是西方哲學中的一種傳統，德國古典哲學同於古希臘哲學，其主流都是思辯的。『思辯哲學存在兩種思維方式，一種是實體論的，一種是現象學的，實體論的思想是從對象的存在入手，而思辯它們的存在方式，現象學的思想則就對象的顯現來探索它們顯現的表象。在德國古典哲學中，黑格爾是實體論思維方式的典範。他從最單純的存在出發到絕對理念為止，描述思辯理性、概念運行的整個歷程。至於現象學的思維方式，雖然直到20世紀才在西方哲學中形成主流，而康德則公認為他們的先驅』，苗力田認為，康德以徹底的德意志精神探討了思辯理性的來源、範圍和客觀有效性。康德對思辯哲學進行了改革，在提出學說和論斷之前，對認識能力自身加以批判和清理，確定認識的來源、範圍和客觀有效性。康德在批判經驗論和理性論的基礎上，對二者進行了綜合統一。『就像開普勒發現我們所棲息的星球要遵循着有兩個焦點的橢圓形運行一樣，思辯理性的運行軌跡雖然以理性為中心，但應該有兩個焦點：感性和知性，直觀和思想。』康德哲學的改革是將經驗材料和先天的知性直觀形式相結合，使科學知識既有來自經驗的新內容，又具有普遍必然性。所以，康德是一位思辯哲學的改革家。
思辯理性和實踐理性是同一理性。苗力田在翻譯完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原理】後，寫出了一篇一萬五千餘字的譯序，可以說這是國內研究康德德性論倫理學最有分量的一篇研究論文，在這篇文章裏他對康德的德性論進行了深入剖析，將其與亞裏士多德的德性論進行了比較研究，闡明了二者的差異。苗力田認為，思辯理性着意於認識對象直到認識先天的最高原理，實踐理性則着意於規定意志，規定它最終的和完全的目的。這兩種理性不過是同一理性在理論和實踐中的不同運用而已，意志在康德這裏不是非理性的、反認識的，它和理論理性一樣，也是一種認識。善良意志是自由意志，也是自律意志，自由和自律是聯繫在一起的，意志自由是自律性，就是它自身的規律性。苗力田認為，康德是德性論的傑出代表，【道德形而上學原理】對西方思想影響之深遠遠在柏拉圖【國家篇】和亞裏士多德【倫理學】之上。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既肯定了康德倫理學啟蒙主義的意義，又揭示出它理論的無效性和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對教師來說，想把學生培養成什麼樣的人，自己首先就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們的教師既精通專業知識、做好「經師」，又涵養德行、成為「人師」，努力做精於「傳道授業解惑」的「經師」和「人師」的統一者。』在學生的心目中，苗力田正是這樣一位『經師』和『人師』的統一者。
作者：馮俊，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
轉載註：原文通篇用『辨』字，據文義改『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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