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資治通鑑】：對比商鞅和百里奚（1）

  來源: 新浪

『內聖』關乎個體，『外王』着重群體，個體和類的衝突導致了『內聖』和『外王』的斷裂和相離。雖說『內聖』和『外王』是一體的，但在歷史的演進中卻是有所偏重，不可同時兼得。因此，所謂『內聖』和『外王』的和諧統一永遠作為一種理想而存在於歷史的前方，而在現實中卻總是隔膜和背反。
　　
　　百里奚輔佐穆公內修品質，外施仁政，從而秦朝上下政通人和，奠定了秦朝強盛的基礎和根基。在這裡，其選擇的是一條社會土壤改良的漸進道路。這條路雖然緩慢，但卻是穩紮穩打，沒有半點虛招。在這條道路上，目的性不是那麼強烈，功利性不是那麼明顯，就好比吃中藥，病去如抽絲，但卻是標本兼治，恢復的是人體的免疫力和健全的機能。而商鞅，信奉的是刑名之術，其出發點就把自己置於了和民眾相對立的地位上了，『民不可以慮始，而可以樂成』，他的刑名之術就是在鑽研如何『畜其民』，讓國家達到富強。正因為此，商鞅對那些『亂法』的『刁民』一點也不客氣，不是『遷之於邊』，就是『渭水論囚』。據錢穆先生考據，商鞅變法，受影響最大的是李悝，而李悝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性惡論是他們的人性觀，對人性的自我完善沒有信心。法家的主要觀點之一就是，社會的上下有序最終還要靠外在的強制，從荀子對『禮』的強調，到韓非子對『法』的重視，無不說明這一點。因此，他們對緩慢的社會改良沒有信心，更沒有那個耐心，追求的是立竿見影的外在效果。他們目的性很強，功利心很重，對如何『霸天下』、『帝王之業』、『富國』、『強國』頗感興趣，而對『仁義』、『道德』這些東西卻沒有多少信心。就好比吃西藥，吃了馬上就會立竿見影，活蹦亂跳，但是卻很難標本兼治。
　　
　　百里奚和商鞅在中國歷史上代表了兩條『路線』，有人稱之為『王道』和『霸道』的區別。儘管他們在外在形式上都想達到『內聖』和『外王』的最終統一，個體和類的最終和諧（商鞅也不是不關心個體，而是強調：個體的命運，必須寄託於國家的大命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是由於歷史的現實性，他們在操作層面上都陷入了難以擺脫的偏執。百里奚代表的是儒家 『內聖』向『外王』的外化模式，但對個體的過分強調，讓他們在治國策略上往往捉襟見肘，沒有什麼好的辦法。而商鞅所代表的『法家』遵循的則是『外王』向『內聖』的內化模式，在治國、平天下方面能夠放開手腳，但對個體的道德修養和品質提高卻是不那麼關注。隨着歷史的演進，歷朝歷代都開始在歷史中吸取教訓，重視儒家和法家的有機結合，正所謂『內儒外法』，儘可能地將個體的『修身、齊家』和群體的『治國、平天下』結合起來，從而在個體和類兩個層面都有所照顧。但遺憾的是，『內儒外法』僅僅是一種理想和一廂情願的對白，很難有真正結合者，因為二者在骨子裡就不是一種東西，二者的結合也不是將二者揉捏在一起。縱觀歷史的風雲變幻和朝代更替，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對『儒家』和『法家』都有所側重，有時重視『儒』，有時重視『法』，這是時勢的選擇，是此一時，彼一時的『因時而化』，根本不存在一種固定的模式和僵死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