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对比商鞅和百里奚（1）

  来源: 新浪

“内圣”关乎个体，“外王”着重群体，个体和类的冲突导致了“内圣”和“外王”的断裂和相离。虽说“内圣”和“外王”是一体的，但在历史的演进中却是有所偏重，不可同时兼得。因此，所谓“内圣”和“外王”的和谐统一永远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于历史的前方，而在现实中却总是隔膜和背反。
　　
　　百里奚辅佐穆公内修品质，外施仁政，从而秦朝上下政通人和，奠定了秦朝强盛的基础和根基。在这里，其选择的是一条社会土壤改良的渐进道路。这条路虽然缓慢，但却是稳扎稳打，没有半点虚招。在这条道路上，目的性不是那么强烈，功利性不是那么明显，就好比吃中药，病去如抽丝，但却是标本兼治，恢复的是人体的免疫力和健全的机能。而商鞅，信奉的是刑名之术，其出发点就把自己置于了和民众相对立的地位上了，“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他的刑名之术就是在钻研如何“畜其民”，让国家达到富强。正因为此，商鞅对那些“乱法”的“刁民”一点也不客气，不是“迁之于边”，就是“渭水论囚”。据钱穆先生考据，商鞅变法，受影响最大的是李悝，而李悝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性恶论是他们的人性观，对人性的自我完善没有信心。法家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社会的上下有序最终还要靠外在的强制，从荀子对“礼”的强调，到韩非子对“法”的重视，无不说明这一点。因此，他们对缓慢的社会改良没有信心，更没有那个耐心，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外在效果。他们目的性很强，功利心很重，对如何“霸天下”、“帝王之业”、“富国”、“强国”颇感兴趣，而对“仁义”、“道德”这些东西却没有多少信心。就好比吃西药，吃了马上就会立竿见影，活蹦乱跳，但是却很难标本兼治。
　　
　　百里奚和商鞅在中国历史上代表了两条“路线”，有人称之为“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尽管他们在外在形式上都想达到“内圣”和“外王”的最终统一，个体和类的最终和谐（商鞅也不是不关心个体，而是强调：个体的命运，必须寄托于国家的大命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性，他们在操作层面上都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偏执。百里奚代表的是儒家 “内圣”向“外王”的外化模式，但对个体的过分强调，让他们在治国策略上往往捉襟见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而商鞅所代表的“法家”遵循的则是“外王”向“内圣”的内化模式，在治国、平天下方面能够放开手脚，但对个体的道德修养和品质提高却是不那么关注。随着历史的演进，历朝历代都开始在历史中吸取教训，重视儒家和法家的有机结合，正所谓“内儒外法”，尽可能地将个体的“修身、齐家”和群体的“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从而在个体和类两个层面都有所照顾。但遗憾的是，“内儒外法”仅仅是一种理想和一厢情愿的对白，很难有真正结合者，因为二者在骨子里就不是一种东西，二者的结合也不是将二者揉捏在一起。纵观历史的风云变幻和朝代更替，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儒家”和“法家”都有所侧重，有时重视“儒”，有时重视“法”，这是时势的选择，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因时而化”，根本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和僵死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