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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網絡 『仁』與『智』的糾纏，使得我們的文化把所謂的『目的』和『手段』混淆在一起，根本不是什麼『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其實，道德本身就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個體的修身立命，另一方面是群體的政通人和。周文王滅商，在西歧『陰修道德』。講道德本來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為什麼還要偷偷摸摸呢？因為道德不僅僅是修身立命的目的，更是追求事功的手段。但是具體到具體的人和具體的事情，又有誰能將二者看清楚？一個人到底是真君子，還是偽君子？是在真正地踐行道德還是以道德之名行齷齪之事？我們已經無法分清，更可怕的事情在於：我們沒有建立起相關的制度將為二者劃分界限，使得事實與價值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地捆綁在了一起。
以德治國還是以法治國？王道還是霸道？如果是以德治國，從『仁君』到『仁政』的一一貫之確實能達到天下太平的理想狀態。這也正是孟子苦苦追求的。可是，但一切都要靠拳頭的時候，你還有沒有心情在那裡平心靜氣地將道德，潛移默化地改良社會的土壤？所以，孟子在戰國時代不受歡迎。大家的眼珠子都紅了，你還在那裡說『與民同樂則王矣』，未免顯得迂腐了。如果以法治國，則勢必能夠減少國家的內耗，極大地加強國家內部的凝聚力，但關鍵的問題是：這個法是如何產生的呢？其產生的程序又是怎麼樣的？如果法的產生有着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合適的社會土壤，其產生的程序又是嚴格和公平的，那麼則為『良法』；相反，如果法是統治者強加在人們頭上的，是統治者為了某個功利的目的強迫人們去遵守的，則為『惡法』。不管這個目的在當時看來是如何地合理。這樣的法律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卻能達到預期的功效，但是一旦超出人們承受的底線，那麼就會自掘墳墓。就拿商鞅變法而言，商鞅依靠秦孝公變法，完全依靠秦孝公的支持自上而下強力推行，運用國家的機器強迫人民遵守。更因為孝公活的時間比較長，才讓商鞅能夠在秦國執掌大權19年。正是這19年，才使得新的法律在秦國切切實實起到了作用，達到了國富兵強的目的，為以後的統一打下了基礎。但是，當嚴刑酷法猖獗到一定程度，就會超出人民承受的底線，農民起義的爆發就是不可避免的。秦朝統一六國，虎狼之師所向披靡，何等的威風。可是想不到，秦帝國的滅亡又是如此地迅速，可謂呼啦啦大廈傾倒，一發而不可收，讓人瞠目結舌。秦國的治國方略沒有隨着形勢的變化而調整，豈有不滅亡的道理？
赤裸裸地把惡表現出來，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實行不通的。對國家是如此，對個人也是如此。國家殘酷地對待子民，就會亡國，儘管國家在一定時期內可能驟至富強。對個人而言，如果你是一個十足的小人，連偽裝的本事都沒有，結果也會死亡喪身之地。但反過來說，單純地講道德耶是要不得的。行仁義，講道德，守誠信，在武力爭奪的時代就會被別人當成猴來耍，當成傻子來玩弄。就像今天一樣，你做人太老實，太憨厚，只有被別人欺負的份。就像戰國時代，那些迂腐地固守『先王之道』的人只能成為歷史的玩笑，而不會得到任何的憐憫和同情。『政通人和』與『富國強民』好像是一對矛盾，不可兼得。哪個王朝的崛起是靠布施恩德，教化天下呢？同樣，通過高壓政策使得國力上升的王朝又會造成天幕人怨，從而禍起蕭牆，開始內耗。
對個人來說難道也不是如此嗎？那些恪守道德觀念的人又會如何呢？他們或者殺身成仁，或者就死取義，走上一條不歸路。還有的成了一個空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僅僅靠理想來治國，而不看形勢，不着實際，近乎笑話地失敗了。而那些小人氣十足的人下場也沒有好到什麼地方去，商鞅連逃跑的地方也沒有，反覆無常，不講誠信，給自己留下的就是死路。
於是乎，仁和智就開始糾纏在一起了，從漢朝開始，『外儒內法「的治國模式開始形成，並影響了中國政治幾千年。『外儒』，就是給人一種溫情脈脈的形象，是『仁之施』；『內法』，是通過嚴酷的專制來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是冷酷無情的馭人之術，可謂『智之用』。能將二者維持在平衡狀態的朝代就算偉大了。可惜，這樣的時期在歷史上往往是稍縱即逝，不能長久。過於布施恩德，實行仁政的國家的人民是幸福的，但國家是不幸的。一旦喪失了對外擴張的虎狼之心，就無法抵禦強敵，比如宋朝。經濟的繁榮和屢被侵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直至『暖風吹得遊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而那些夢成為天朝大國的朝代，國富兵強，拓疆擴地，但勢必仁政不施，天怒人怨，禍起蕭牆。儒家倡導『中庸之道』的原因也就在於此。
對個人而言也是如此。野心只能隱藏在溫文爾雅的面孔下，仁之下，其實是智之用。道德不過是自己利用的工具，而非其安身立命之處。只有這樣的人估計才能生存。而像商鞅這樣一個才華橫溢，但卻赤裸裸地多行不義的人，死於非命在意料之中。而那些所謂的仁人志士，因不知變通，或被愚弄，或走上不歸路。如是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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