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历史千年 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历史，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
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三、史学的双孟品格
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
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发展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
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规律，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数学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