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史學社會化"誤區(1)

  來源: 光明日報

『歷史知識社會化』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命題，它體現了史學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但是，我以為，在如何實現『歷史知識社會化』的問題上，史學工作者還是應該自覺反省，謹防陷入認識的誤區。
關於『歷史知識社會化』的主體
『歷史知識社會化』的主體應當是全社會，而非史學工作者群體。『歷史知識社會化』是全社會進行自我教育的結果，而非專業的史學工作者『普及』專業知識與理論的結果。換言之，當歷史教育的主客體發生分離時，『歷史知識社會化』即成為不可能之事。社會成員的『自我教育』，是『歷史知識社會化』的基本前提。1931年12月29日，卡爾・貝克在美國歷史學會上的致辭，題目就是『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過去我們把它看做美國『相對主義歷史觀』的標本，其實遠不足以概括其中的深意。卡爾・貝克說：『每個普通人如果不回憶過去的事件，就不能做他需要或想要去做的事情；如果不把過去的事件在某種微妙的形式上，同他需要或想要做的事情聯繫起來，他就不會回憶它們。這是歷史的自然作用，也是歷史被簡化到最後一層意義上、成為所謂說過做過事情的記憶的自然作用。』這些『記憶』與人們『將說將做的事情的預期攜手共行，使我們能就每人知識和想象所及，獲得智慧，把一瞬即逝的現在一刻的狹隘範圍推廣，以便我們借鏡於我們所已做和希望去做的，來斷定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人類文明進步的全部『歷史』，就是人類自身不斷向『歷史』學習的『歷史』。這段話聽起來像繞口令，但卻是『歷史』事實。正因為古往今來，人類都以『歷史知識』為學習對象，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會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司馬遷才會在【史記】中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而深切着明也。』
社會大眾當中，從來就有歷史知識、歷史意識、歷史觀念的存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是三節草，必有一節好』等等。這些民間諺語所包含的，其實就是大眾歷史認識的結晶。
『歷史知識社會化』最常見、最有效的形式是『講古』。十口相傳為『古』，不管媒體的形式發生多大的變化，這一條都不會變。古往今來，『講古』者往往都不是專業的史學工作者。從給小孫子講『故事』的老爺爺老奶奶，到今天在『百家講壇』大出風頭的於丹、易中天，概莫能外。
辨明歷史知識社會化的主體，對於解決歷史知識社會化的實現路徑和評判標準問題，具有根本的意義。它有助於史學專業的從業者打破『精英』意識，以更平和的心態和更切實的行動，來推進歷史知識的社會化。
關於『歷史知識社會化』的含義及其評判標準
因為社會本身是分層次的，所以『歷史知識社會化』的含義及其評判標準，也應該區分不同的層次。歷史『意義』的多層面呈現與採納，體現了『歷史知識社會化』的社會需求的豐富與多元。歷史知識社會化包括歷史知識專業化和歷史知識大眾化。兩者之間存在相輔相成的關係。專業化的拓展有助於提升大眾化的推廣，而大眾化的普及又鼓勵了專業化的精進。
『歷史知識社會化』不完全等同於『歷史知識大眾化』或者『歷史知識普及化』。不同的社會群體，對於歷史知識的需求是不一樣的。歷史專業的從業者也是『社會』的成員。歷史知識對於他們來說，是研究的對象，必須在嚴格的科學意義上加以界定，如何處理經過嚴格界定的歷史知識，也需要專門的訓練。這些內容，對於史學專業工作者來說，就是『歷史知識社會化』的責任與義務。另一方面，非專業的大眾需要的『歷史知識』，與歷史專業工作者有所不同。他們需要從歷史中學習善良的品行、聰穎的智慧、堅強的意志、不屈的精神，在這些方面，古色古香的故事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於是他們就相信了，接受了。這種情況下，難道還需要專業的史學家們不厭其煩地去『糾正』其中的史實『錯誤』嗎？從考古學的意義上看，女媧補天、夸父追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的故事，都不是『歷史』。但是，從文化史的意義上看，它們都屬於中華民族精神史的精彩篇章。人民大眾對它們的欣賞、接受並津津樂道，正是『歷史知識社會化』的經典例證。
因此，『歷史知識社會化』命題中的『歷史知識』，與嚴格史學專業領域內的『歷史知識』，衡量和判斷的標準都應有所區別。在史學家眼裡『揉不得沙子』的走樣的、模糊的、甚至是錯誤的『歷史知識』，在一般社會大眾那裡卻是可以接受、甚至是更容易理解和傳播的。在史學家看來，【三國演義】講的，基本不是真實的歷史，但在一般的社會民眾心目中，那就是生動活潑的歷史。就此而論，在『歷史知識社會化』方面，羅貫中比陳壽的貢獻要大得多。
『歷史知識社會化』的另一個含義是，『歷史知識』為非歷史的其他專業人士所利用，以至於可以寫出『史學』的論文。2002年，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參加『紀念梁啓超【新史學】發表一百周年』討論會，提交的論文是【歷史中的行動者――從梁祝的悲劇說起】。作者認為『這是一篇史學論文！』其依據是：『一個歷史事件有時只是歷史留下的一個痕跡，其本身沒有意義，它只有在一個關於世界如何聯繫的意義網絡（理論模型）中才能獲得意義，才可能變成一個「事實」。因此，當我們把梁祝故事中留下的傳統社會婚姻的一些痕跡放在一個古代社會人類生活的場景中，放在我們基於今天的常識、現代社會科學對古人生活的其他因素的一些了解中，放在我們的想象和一系列當今我們「發現的」關於人與自然、社會的因果律中，我們就發現梁祝的故事變成一種古代的「事實」或可能的事實。』朱蘇力特別強調，這一認識的理路與史學家陳寅恪的『詩史互證』的區別。『我不認為我的分析與對陳寅恪先生史學實踐之概括是一致的』，『陳先生對文學作品之歷史學運用還是基本作為「史料」，是發現和印證更為具體的事實，仍然屬於傳統理解的「人的歷史」。而我在本文以及其他有關文學的分析其實更強調了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對歷史材料的重新解讀和組合，從而「創造」歷史的事實』。朱蘇力對『歷史知識』、『歷史事實』、『歷史意義』的理解，與一般老百姓的理解，有學理深淺的區別，但在基本邏輯和實際運用的效能方面，卻並無二致。他也是『歷史知識社會化』的實踐者和受益者，與千百萬普通老百姓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