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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周、秦、漢、晉、隋、唐混一九州，以其年號紀年，『不誣事實，近於至公』。分裂時期以三國魏、南朝宋、齊、梁、陳年號紀年，是因為它們的年號不僅與漢、晉、唐前後銜接，而且它們彼此之間年號也是銜接的，並不存在『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的意思。如果三國時以蜀之年號紀年，歷史紀年將會出現空擋：曹丕廢漢獻帝稱帝，東漢政權不復存在，時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而蜀先主劉備稱帝在章武元年（221），則公元220年既無東漢年號，又無蜀漢年號，只有曹魏年號――黃初二年。若『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則歷史紀年於此無年號紀年。蜀亡於公元263年，西晉代魏在公元265年，公元264年同樣無年號紀年。北朝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與十六國，五代時期又十國，情況更為複雜，年號相互交錯，如何紀年既能『不誣事實』，又能見到『事之先後』的順序？斷代為史，不存在這個問題。紀傳體通史，也不存在這個問題。惟有編年體通史才會遇到這一難題，必須在『不誣事實』的前提下妥善解決。司馬光提出的上述原則，是符合客觀歷史進程的惟一可行方法。司馬光的以上論述表明：一不仿效【春秋】『立褒貶之法』，二為解決紀年連貫、『不誣事實』的問題。胡三省最得其要領，點評也最為簡要：『溫公紀年之意，具於此論。』這的確集中反映出司馬光編寫編年體通史的編纂思想，而宋、元以來多為人們所忽視，或為理學家們所歪曲，我們應該充分認識這一論述的歷史編纂學意義。
二、『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
通常談【資治通鑑】，大都強調其『監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上面已指出這是在神宗賜書名之後司馬光才明確增加的意願。就其初衷而言，『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不僅治平三年四月奏、【進資治通鑑表】，就是書中的『臣光曰』（卷69），都一再強調這十個字，足見司馬光對『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的高度重視。明確將『國家興衰』與『生民休戚』並列作為敘事的基本內容，是【資治通鑑】的重要特點和突出成就。
1、『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
司馬光之前的十七史，自【漢書】始，以敘各朝各代之興為主，用大量篇幅記其創業、治世、盛世的輝煌以及相關君臣的嘉言美行，而記其衰敗、衰世、亂亡及其相關君臣的種種事跡則往往簡單從事，幾乎都是『虎頭蛇尾』。司馬光以其『通識』審視1362年史事，十分清楚地看到，後一皇朝的創業史正是前一皇朝的衰亡史，進而總結說：
自古以來，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也。[26]
因此，【資治通鑑】敘事，在『關國家興衰』方面，注重『興』的同時，更關注其『衰』。全書編纂充分體現了這一通識，敘各朝各代，均是亂世篇幅超過治世篇幅。
敘漢、唐『治世』，其末世篇幅超過盛世篇幅：西漢文帝、景帝約4卷，而末世平帝、王莽、更始亦4卷；東漢光武約5卷，而獻帝卻多達10卷有餘。唐太宗7卷，玄宗開元4卷，僖宗5卷、昭宗8卷。『治世』的兩大帝國――漢、唐，其末代皇帝（漢獻帝、唐昭宗）所占篇卷，較任何其他帝王都多。
在所謂『亂世』，也有『治』與『亂』之別，西晉武帝3卷多，惠帝亦3卷多，『八王之亂』至西晉亡4卷。至於宋文帝8卷、梁武帝18卷，並非因為他們是『亂世』之中的小『治世』，主要因為其在位期間正是北朝的『亂世』（十六國中西秦、北涼、北燕、夏與北魏並存，北魏正分裂為東魏、西魏），所記內容實際是頭緒最亂的一個時期。卷122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五月記事，完全是北魏之事，其敘『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u、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於魏』，確如其所說『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類似情況非常普遍，只不過用南朝年號，紀北朝史事而已。
『專取關國家興衰，為編年一書』的著述宗旨，決定【資治通鑑】以敘皇朝興亡之跡為主線，無疑是一部政治史。而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具有戰略意義的戰爭往往決定國之興亡、盛衰，因而書中用重墨描寫關係政權存亡或政治格局變化的重大戰役。昆陽之戰決定王莽政權的存亡，在某種意義上也決定了劉秀的命運。赤壁之戰關係三國鼎立局面能否形成，肥水之戰關係南北對峙及北方政局。這三次戰役的勝負，對於中國歷史進程都產生着巨大的影響。而這三次戰役，又都是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範例，自然為司馬光所矚目。他如袁、曹官渡之戰，高歡、宇文泰沙苑之戰，李逖┮瓜蔡州，朱溫、李存A寨之戰等，無一不是事關時局的戰事，無一不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事。司馬光不僅描寫戰爭生動翔實、本末分明，而且十分關注用兵之道。卷1記吳起善用兵、『與士卒分勞苦』的同時，又於安王十五年記吳起與魏武侯論國之存亡『在德不在險』的問對。卷2記孫臏、龐涓桂陵之戰、馬陵之戰，盛讚孫臏軍事天才。晚唐藩鎮跋扈，朝廷姑息，司馬光大段大段摘錄杜牧【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原文及注【孫子】序：『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27]顧炎武稱【資治通鑑】『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28]，足見司馬光對於兵事的重視。
總之，【資治通鑑】敘國家之興衰，矚目的是『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寫戰爭、用兵之道，同樣圍繞『治世至寡，亂世至多』。『治世至寡，亂世至多』的客觀歷史實際，必然引出『得之甚難，失之甚易』的歷史經驗教訓。
2、『系生民休戚』
在司馬光看來，與『國家興衰』緊密相關的是『生民休戚』。『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的關鍵，在國與民的關係。熙寧三年，一則上疏明確指出：
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為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29]
雖然這是針對新法可能產生的後果在例舉歷史教訓，但反映司馬光關注『生民休戚』的基本宗旨，因此【資治通鑑】敘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都用了大量篇幅，再加之善寫戰爭，更使得秦末、西漢末、東漢末、唐末農民戰爭的篇幅大大超過各史，充分印證其『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的論斷。
記隋末亂亡，差不多用了4卷篇幅，以對比手法說明民心向背直接關係政權存亡。卷181大業七年記隋煬帝自征高麗以來，『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群盜。』緊接着寫王薄聚眾長白山，竇建德起而響應，特別寫竇建德『能頃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至大業九年，所謂『群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
在國與民的關係中，司馬光十分注重『取信於民』。儘管認為商鞅『刻薄』，但對其取信於民卻非常讚賞，藉以表達其『國保於民』，『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的認識：『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蓄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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