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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周、秦、汉、晋、隋、唐混一九州，以其年号纪年，“不诬事实，近于至公”。分裂时期以三国魏、南朝宋、齐、梁、陈年号纪年，是因为它们的年号不仅与汉、晋、唐前后衔接，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年号也是衔接的，并不存在“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的意思。如果三国时以蜀之年号纪年，历史纪年将会出现空挡：曹丕废汉献帝称帝，东汉政权不复存在，时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而蜀先主刘备称帝在章武元年（221），则公元220年既无东汉年号，又无蜀汉年号，只有曹魏年号――黄初二年。若“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则历史纪年于此无年号纪年。蜀亡于公元263年，西晋代魏在公元265年，公元264年同样无年号纪年。北朝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与十六国，五代时期又十国，情况更为复杂，年号相互交错，如何纪年既能“不诬事实”，又能见到“事之先后”的顺序？断代为史，不存在这个问题。纪传体通史，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惟有编年体通史才会遇到这一难题，必须在“不诬事实”的前提下妥善解决。司马光提出的上述原则，是符合客观历史进程的惟一可行方法。司马光的以上论述表明：一不仿效《春秋》“立褒贬之法”，二为解决纪年连贯、“不诬事实”的问题。胡三省最得其要领，点评也最为简要：“温公纪年之意，具于此论。”这的确集中反映出司马光编写编年体通史的编纂思想，而宋、元以来多为人们所忽视，或为理学家们所歪曲，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这一论述的历史编纂学意义。
二、“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
通常谈《资治通鉴》，大都强调其“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上面已指出这是在神宗赐书名之后司马光才明确增加的意愿。就其初衷而言，“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不仅治平三年四月奏、《进资治通鉴表》，就是书中的“臣光曰”（卷69），都一再强调这十个字，足见司马光对“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的高度重视。明确将“国家兴衰”与“生民休戚”并列作为叙事的基本内容，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特点和突出成就。
1、“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
司马光之前的十七史，自《汉书》始，以叙各朝各代之兴为主，用大量篇幅记其创业、治世、盛世的辉煌以及相关君臣的嘉言美行，而记其衰败、衰世、乱亡及其相关君臣的种种事迹则往往简单从事，几乎都是“虎头蛇尾”。司马光以其“通识”审视1362年史事，十分清楚地看到，后一皇朝的创业史正是前一皇朝的衰亡史，进而总结说：
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26]
因此，《资治通鉴》叙事，在“关国家兴衰”方面，注重“兴”的同时，更关注其“衰”。全书编纂充分体现了这一通识，叙各朝各代，均是乱世篇幅超过治世篇幅。
叙汉、唐“治世”，其末世篇幅超过盛世篇幅：西汉文帝、景帝约4卷，而末世平帝、王莽、更始亦4卷；东汉光武约5卷，而献帝却多达10卷有余。唐太宗7卷，玄宗开元4卷，僖宗5卷、昭宗8卷。“治世”的两大帝国――汉、唐，其末代皇帝（汉献帝、唐昭宗）所占篇卷，较任何其他帝王都多。
在所谓“乱世”，也有“治”与“乱”之别，西晋武帝3卷多，惠帝亦3卷多，“八王之乱”至西晋亡4卷。至于宋文帝8卷、梁武帝18卷，并非因为他们是“乱世”之中的小“治世”，主要因为其在位期间正是北朝的“乱世”（十六国中西秦、北凉、北燕、夏与北魏并存，北魏正分裂为东魏、西魏），所记内容实际是头绪最乱的一个时期。卷122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五月记事，完全是北魏之事，其叙“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u、鄯善、焉耆、车师、粟特九国入贡于魏”，确如其所说“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类似情况非常普遍，只不过用南朝年号，纪北朝史事而已。
“专取关国家兴衰，为编年一书”的著述宗旨，决定《资治通鉴》以叙皇朝兴亡之迹为主线，无疑是一部政治史。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具有战略意义的战争往往决定国之兴亡、盛衰，因而书中用重墨描写关系政权存亡或政治格局变化的重大战役。昆阳之战决定王莽政权的存亡，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刘秀的命运。赤壁之战关系三国鼎立局面能否形成，肥水之战关系南北对峙及北方政局。这三次战役的胜负，对于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这三次战役，又都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自然为司马光所瞩目。他如袁、曹官渡之战，高欢、宇文泰沙苑之战，李逖┮瓜蔡州，朱温、李存A寨之战等，无一不是事关时局的战事，无一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事。司马光不仅描写战争生动翔实、本末分明，而且十分关注用兵之道。卷1记吴起善用兵、“与士卒分劳苦”的同时，又于安王十五年记吴起与魏武侯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的问对。卷2记孙膑、庞涓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盛赞孙膑军事天才。晚唐藩镇跋扈，朝廷姑息，司马光大段大段摘录杜牧《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原文及注《孙子》序：“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27]顾炎武称《资治通鉴》“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28]，足见司马光对于兵事的重视。
总之，《资治通鉴》叙国家之兴衰，瞩目的是“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写战争、用兵之道，同样围绕“治世至寡，乱世至多”。“治世至寡，乱世至多”的客观历史实际，必然引出“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历史经验教训。
2、“系生民休戚”
在司马光看来，与“国家兴衰”紧密相关的是“生民休戚”。“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关键，在国与民的关系。熙宁三年，一则上疏明确指出：
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29]
虽然这是针对新法可能产生的后果在例举历史教训，但反映司马光关注“生民休戚”的基本宗旨，因此《资治通鉴》叙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都用了大量篇幅，再加之善写战争，更使得秦末、西汉末、东汉末、唐末农民战争的篇幅大大超过各史，充分印证其“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论断。
记隋末乱亡，差不多用了4卷篇幅，以对比手法说明民心向背直接关系政权存亡。卷181大业七年记隋炀帝自征高丽以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紧接着写王薄聚众长白山，窦建德起而响应，特别写窦建德“能顷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由是人争附之，为之致死。”至大业九年，所谓“群盗所在皆满，郡县官因之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由是余党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
在国与民的关系中，司马光十分注重“取信于民”。尽管认为商鞅“刻薄”，但对其取信于民却非常赞赏，借以表达其“国保于民”，“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的认识：“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蓄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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