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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 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此膝一屈而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尹l也上書反對議和，說：『今以不戴天之仇與之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同時移書秦檜，警告說：『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紹興九年兵部侍郎張濤自西京朝陵還，『上問諸陵寢如何，濤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仇！’』朱熹亦嘗言：『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朱熹每言及『夷狄』，語氣皆極沉重，堅持『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在當時人留下的文字裏，『不共戴天』四字觸處可遇，用得十分頻繁，可見至其時華夷之防已不可動搖。
朱熹等如此看，絕非任情偏狹，而實在是國破家亡的慘痛所由激發。遼自入宋以後，已為華夏文明浸潤，中華文物倍受崇仰。澶淵之盟後宋遼得以相安百餘年，固在於宋遼之武力大體相侔，實亦因遼人『久漸聖化，粗知禮儀』，已為我族文化所化，契丹族祖先的剽悍和血腥已被吸收殆盡。而其時的金則尚處於初興民族特有的暴烈兇橫的階段。所謂『女真性剛狠，善戰鬥，茹毛飲血，殆非人類』 ，未免誇張，但『金人以黷武為至德』則為確事。金勃然驟發，以其勁悍野蠻掩撲文弱家園，殺我忠良，殘我百姓，毀我衣冠，演出無數悲慘故事，至今讀之，亦不能不讓人落淚傷心。
八
王夫之說：
會女直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直，旋以自滅，若合符卷。懸明鑑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
為什麼至明的道理而不能知？理宗君臣真是『愚不可瘳』麼？如果冷靜地看一看靖康之難燃起的對金人的仇恨烈焰，就不能不讓人感到『會蒙古以滅女直』正是必至之事，絕不可笑。
可以這樣說，北宋末的聯金攻遼，不論『恢復』大義對肇事的宋君臣有多大的激勵，但遼之於宋畢竟沒有像金之於宋那樣的『君父之仇』，所以聯金並非『只此一手』，無可選擇。聯蒙則不同，『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已是南宋人的心聲。當時天下之大事，『至大者莫如恢復』。所以只要滅金機會真正到來，不論是不是『理宗君臣』，都不會取置身事外的立場。
當然，這樣說的有效性並不能包容南宋初君高宗。但高宗是一個『非常』的特例。按常理來說，『君父之仇』對高宗已不是泛指，所以若論國破家亡之痛，就君父之仇集於一身而言，天下莫過於高宗。但正是這個高宗，對金一貫表示雌伏，即便在對金形勢十分有利，『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之時，心中所有也惟『和議』二字。高宗之如此，自有其說得出和說不出的『苦衷』。建炎紹興初的流離顛沛，使他喪失了戰勝金軍的信心，也使他對失敗極其恐懼。但他也害怕勝利，甚至更害怕勝利。怕武將勢大後難於控馭，正像朱熹回答『武將驕橫』的題目時所說：
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
朱熹所說的『有才者』，即岳、韓、張、劉等宋初大將，高宗是不敢放心的。高宗還有一個無法表露的心結，即，徽欽二帝迎回了何以自待？帝位和親情關係之微妙，遠非常人所能體味。
至於『驕將』收服，徽欽二帝成為故人，求和的特殊理由逐漸消除，高宗仍卑屈如故，則是因為和議既為基本『國是』，否定和議就等於否定自己，這是高宗斷不能接受的。【齊東野語】卷三記：
在德壽日，壽皇（孝宗）嘗陳恢復之計，光堯（高宗）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後卻議之。』
高宗並不寄望他的政策『百年後』仍能得到貫徹，但他決不願意看到身前就被人改變。所以高宗對金的態度，並不能以常情看。
南宋的常情就是與金勢不兩立。所以只要滅金機會真正到來，聯金沽禍的前鑒是起不到為後事師的作用的。這不是說宋人對此沒有意識，早在嘉定四年（1211年）蒙金戰爭初起時，戶部員外郎余嶸使金親見金軍潰敗，歸後即說：『今韃靼堅銳，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喪銷X，有舊遼滅亡之勢。』真德秀在稍後也上書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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