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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网 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此膝一屈而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尹l也上书反对议和，说：“今以不戴天之仇与之和，臣切为陛下痛惜之！”同时移书秦桧，警告说：“和议一成”“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绍兴九年兵部侍郎张涛自西京朝陵还，“上问诸陵寝如何，涛不对，唯言：’万世不可忘此仇！’”朱熹亦尝言：“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朱熹每言及“夷狄”，语气皆极沉重，坚持“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在当时人留下的文字里，“不共戴天”四字触处可遇，用得十分频繁，可见至其时华夷之防已不可动摇。
朱熹等如此看，绝非任情偏狭，而实在是国破家亡的惨痛所由激发。辽自入宋以后，已为华夏文明浸润，中华文物倍受崇仰。澶渊之盟后宋辽得以相安百余年，固在于宋辽之武力大体相侔，实亦因辽人“久渐圣化，粗知礼仪”，已为我族文化所化，契丹族祖先的剽悍和血腥已被吸收殆尽。而其时的金则尚处于初兴民族特有的暴烈凶横的阶段。所谓“女真性刚狠，善战斗，茹毛饮血，殆非人类” ，未免夸张，但“金人以黩武为至德”则为确事。金勃然骤发，以其劲悍野蛮掩扑文弱家园，杀我忠良，残我百姓，毁我衣冠，演出无数悲惨故事，至今读之，亦不能不让人落泪伤心。
八
王夫之说：
会女直以灭契丹，会蒙古以灭女直，旋以自灭，若合符卷。悬明鉴于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
为什么至明的道理而不能知？理宗君臣真是“愚不可瘳”么？如果冷静地看一看靖康之难燃起的对金人的仇恨烈焰，就不能不让人感到“会蒙古以灭女直”正是必至之事，绝不可笑。
可以这样说，北宋末的联金攻辽，不论“恢复”大义对肇事的宋君臣有多大的激励，但辽之于宋毕竟没有像金之于宋那样的“君父之仇”，所以联金并非“只此一手”，无可选择。联蒙则不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已是南宋人的心声。当时天下之大事，“至大者莫如恢复”。所以只要灭金机会真正到来，不论是不是“理宗君臣”，都不会取置身事外的立场。
当然，这样说的有效性并不能包容南宋初君高宗。但高宗是一个“非常”的特例。按常理来说，“君父之仇”对高宗已不是泛指，所以若论国破家亡之痛，就君父之仇集于一身而言，天下莫过于高宗。但正是这个高宗，对金一贯表示雌伏，即便在对金形势十分有利，“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之时，心中所有也惟“和议”二字。高宗之如此，自有其说得出和说不出的“苦衷”。建炎绍兴初的流离颠沛，使他丧失了战胜金军的信心，也使他对失败极其恐惧。但他也害怕胜利，甚至更害怕胜利。怕武将势大后难于控驭，正像朱熹回答“武将骄横”的题目时所说：
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驾驭他。若撞著周世宗、赵太祖，那里怕！他驾驭起皆是名将。缘上之举措无以服其心，所谓“得罪於巨室”者也。
朱熹所说的“有才者”，即岳、韩、张、刘等宋初大将，高宗是不敢放心的。高宗还有一个无法表露的心结，即，徽钦二帝迎回了何以自待？帝位和亲情关系之微妙，远非常人所能体味。
至于“骄将”收服，徽钦二帝成为故人，求和的特殊理由逐渐消除，高宗仍卑屈如故，则是因为和议既为基本“国是”，否定和议就等于否定自己，这是高宗断不能接受的。《齐东野语》卷三记：
在德寿日，寿皇（孝宗）尝陈恢复之计，光尧（高宗）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后却议之。”
高宗并不寄望他的政策“百年后”仍能得到贯彻，但他决不愿意看到身前就被人改变。所以高宗对金的态度，并不能以常情看。
南宋的常情就是与金势不两立。所以只要灭金机会真正到来，联金沽祸的前鉴是起不到为后事师的作用的。这不是说宋人对此没有意识，早在嘉定四年（1211年）蒙金战争初起时，户部员外郎余嵘使金亲见金军溃败，归后即说：“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X，有旧辽灭亡之势。”真德秀在稍后也上书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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