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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史研究 ① 黃淮、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卷10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夷堅續志】前集卷2【幻術為盜】。
③ 【夷堅志】支癸卷5【神遊西湖】。
④ 范公稱：【過庭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 參閱漆俠：【宋代經濟史】第一、六、八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⑥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68皇v二年六月，中華書局。
第二，負擔重，遭受來自官府、地主、高利貸者的層層盤剝。與土地兼併的三次浪潮基本同步的是，宋朝封建國家的賦役剝削也先後出現了三次激增的高潮。農民的賦役負擔，除王安石變法期間稍有減輕之外，其他時間一直不斷加重，北宋末南宋時更是直線上升①。朱熹就說：『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納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②。這又迫使農民加重對高利貸的依賴。至於那些喪失土地淪為佃戶的農民，背負的則是地租和高利貸鑄成的雙重枷鎖。在官稅私債的兩面夾攻之下，農民陷入了『解償之餘，儲積無幾』，『率多窮困』的窘境。
第三，渴望脫貧致富欲望的衝動。人們常把安於現狀、不求進取、狹隘苟且歸於小農意識的範疇，事實上小農也不乏變革創新的熱情。宋代農民之所以能提出『等貴賤，均貧富』這樣響亮的政治口號和經濟主張絕非偶然，應是傳統的均平意識和市場的公平觀念密切結合的產物。在商品經濟的激盪下，逐利求富的價值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波，騷動着社會各個階層成員，包括農民的精神世界。白居易說：『今之人舍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③。蔡襄更直接了當地說：『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④。因此，有人認為小農階級只求溫飽沒有發財致富的願望，顯然缺乏根據。從來就不光商賈地主才熱衷於供奉趙公元帥、迎接財神。
土地減少，使農民的農業收入下降；剝削加重，使農民的承受能力減弱；農民儘管卑微，但多數人並不甘心年復一年地在貧窮的困境中煎熬。怎麼辦?擺在他們面前的出路不外以下幾條：其一，精耕細作，改善耕作技術，力爭單位面積產量有所提高。即向土地要效益。其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改善種植結構，大力開展面向市場的經濟作物商品生產。即向市場要效益。其三，挖掘自身的勞動力潛力，在農作之餘從事各種形式的兼業活動。即向自身要效益。這三條道路，農民們是不會只擇其一的，通常的情況是三管齊下。而兼業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那麼，宋代農民的兼業，到底產生了哪些作用和影響呢?
第一，宋代農民的普遍兼業，打破了單一的經濟構成，走出了自給自足的藩籬，變成了小農、小工、小商三位一體的複合式經濟單元。使個體小農經濟成為一個由種植業、養殖業、小手工業、小商業、小僱傭勞動等多種經濟成分構成的統一體。在王柏看來，『今之農』之所以『與古之農異』，主要在於他們『謀朝夕之贏』的方式，即實現再生產的方式有較多的不同。沿着這條思路走下去，我們可以把個體小農區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生產者與土地牢固結合，以家庭成員為核心，眼光向內，在家庭的小圈子裡，主要靠挖掘和發揮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自身固有潛力實現再生產的『傳統型小農經濟模式』。它的生產過程內向，勞動形式封閉，經濟構成單一。其生存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勞動者與土地的結合狀況，在受生產條件制約方面表現出極強的剛性。第二種類型是與第一種類型相比較而言的，它在保留傳統型小農經濟模式的許多本質特徵的同時，更傾向於眼光向外，力求通過兼營手工業、商業，較多地利用外部市場，與商品經濟建立起較密切經常的聯繫，在商品交換過程中，緩解土地的制約，補充農業之不足。相比之下，它的生產過程較外向，勞動形式較開放，經濟構成較複雜。它的生存和發展較多地受到了市場變化的影響，在抵抗自然條件特別是生產資料制約方面，表現出了一定的韌性。我們姑且稱之為『改進型小農經濟模式』。所謂『今之農與古之農異』，也就是以第二種模式進行生產的農民，比起固守第一種生產模式的農民愈益增多，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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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閱漆俠：【宋代經濟史】第九、十、十一、十二章。
② 朱熹：【晦庵集】卷11【庚子應詔封事】。
③ 【白居易集】卷63【策林二・息游惰】，中華書局1979年版。
④ 【蔡襄集・蔡忠惠集】卷34【福州五戒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第二，農民的兼業活動，體現了宋代農民在身份轉換、職業選擇方面擁有了一定的自由，促進了社會結構的變動。從『傳統型』向『改進型』的轉變，是從農民身份的轉變開始的；而生產形式和經濟構成的變化，又必然進一步強化農民身份的轉變。農民雖然依然被稱其為農民，但它的內涵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不同於以往了。一些官僚從傳統的四民分立的舊觀念出發，站在『農本位』的立場上，對於農民的兼業活動表現出了莫大的憂慮和反感。宋高宗紹興三年，知岳州范寅敷還針對當地農民大半在外兼營商業的現狀，向朝廷提出了加以阻止的具體辦法：『本州農民，自來兼作商旅，太平(半)在外。欲出榜招召，務令疾速歸業；如貪戀作商，不肯回歸，其田權許人請射，候回日，理今限給還』。但是，農民兼業既然形成了一股現實潮流，它的發展是不會依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任何外力都無法強迫它逆轉。對此，朝廷的決策者們倒有着比較清醒的認識，戶部就對范寅敷的報告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商人田產，身雖在外；家有承管，見今輸送二稅，難許人請射。如因作客拋棄田產，即依所乞施行。』宋高宗採納了戶部的意見①。可見，宋政府對於農民的兼業是持容認、默許態度的。只要屬於兼業，家中的土地有人照管，不致拋荒，特別是沒有影響政府從農業上的二稅收入，兼業農民的土地是受到政府保護的，對農民的兼業活動也不加干預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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