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倫理政治價值觀的轉向(2)

  來源: 中華文史網

重人事輕神事：倫理政治價值觀的轉向

殷周時期的天命神權理論從一開始就蘊涵着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即神的虛幻性與人的現實性之間的矛盾。它一方面認為天命是至高無上、不可抗拒的，一切皆由天命所決定；另一方面又認為在天命神權體系中，人事上的主觀努力是必不可少的，順人事即是順天命。由是，在天命神權系統中，神事與人事成為兩個終極的價值支撐點：殷周時期，天命神權占絕對統治地位，這一時期的特點是神事重於、高於人事；春秋時期社會制度及思想領域的深刻變革，使殷周以來實行達千年之久的天命神權政治體系的內在矛盾日趨尖銳和激化，並最終使得在體系內逐漸擺脫天命神權的束縛而向着重人事的方面發展演變。人事上升為主要方面，而神事則居於次要地位。天人（神民）關係的分離及無神論思潮的出現，正是這一內在矛盾衝突產生、發展的必然結果。通過神事、人事地位之變化，也可窺見殷周至春秋時期政治思想觀念之變遷歷程。
（一）天道與人道的分離及以人為本觀念的確立
在天道與人道關係上，春秋時期面臨着思想觀念上的理論突破並成為神事向人事轉化的價值依據。【詩經】所反映的時代已微露出天人相分思想的萌芽[29]，到了春秋時期，隨着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和發展，人們對天的看法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對於發生在自然界中的天文現象有了深入的觀察，天作為人所認知的自然環境逐漸納入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思維視野中。從歷史文獻的記載中可以看到這一思想變化的一些基本特徵。據【左傳・魯僖公十六年】記載，宋國發生了兩起罕見的自然現象，一則為『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鷙鳥退飛過宋都，風也』。宋襄公以為不祥，問是非吉凶於周內史叔興。叔興退而言之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這幾句話看似簡單直白，卻隱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內涵，它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陰陽變化與人的吉凶禍福無關，指出應從人自身去尋找產生吉凶禍福的原因，這就把陰陽觀念運用於天人關係，不僅排除了人格神之天對人事的干預，而且對外界自然現象也作出了符合實際的解釋，從而否定了自殷周以來社會上普遍流行的把自然、社會現象與所謂的吉凶禍福相比附的神秘主義觀點。這是人事脫離神事之後的一次理性升華。叔興的話表明了這樣一種立場：『陰陽之事』是自然界的事，它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對人事不能直接發生作用。君王只要關注人事，自然可以知道社會事物發展的根由，『吉凶之事』的根源在人不在天。這種重視事物自身發展之規律，區分天象與人事差別的做法，其根本目的就是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與人的自身價值。這種差別表明了兩種根本對立的價值觀：一個是輕鬼神，一個是重人事；一個把自己的命運交給鬼神，一個由自己來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春秋時期『天人相分』思想在社會政治領域的最初表現形態。另一則為周單子對天道與人道的劃分。他曾預言晉國將亂，魯侯問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乎？』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30]言外之意是說晉之亂非天道，而在人故，這段話同樣表明了天道與人事各自所具有的互不相干的功能。在總結春秋中前期天道與人事關係的基礎上，鄭子產第一次從理論的高度區分了天道和人道，明確提出了一個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命題，即『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在這一命題中，神性的光環漸漸褪去，人性日益凸顯出其自身的價值。春秋中後期，天道與人事分離的思想通過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不懈努力終於得以鞏固和確立。另據【左傳・昭公七年】記載，晉國發生日食，晉國君王問吉凶於大臣文伯，文伯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文伯這段話透露出的信息非常明確：國家具有良好的政治修為與治國方略是最根本的，而與天災無關，任何災難都是人為造成的，故從事政治活動應小心謹慎，抓住『擇人』、『因民』『從時』三個重要環節。這從另一個層面表述了神事與人事的本質區別。著名軍事思想家孫子從戰爭的角度闡述了天道與人事的分別。孫子總結了以往的戰爭經驗和當時的自然科學成果，對自然、社會的認識更為深入細緻。【孫子兵法】中有這樣一段話：『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31]孫子認為，有為之君及成功之將所以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原因就在於他們能預先洞悉敵我情況，能夠做到『知己知彼』，最終才能做到百戰百勝。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從祈求鬼神、施行巫術中取得，而必須從人事的角度去考察。戰場上的瞬息萬變使孫子認識到人才乃戰爭勝利之本，而從鬼神、占筮中是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的。范蠡對天道與人事的論說則更偏重於對天道的描述，他說：『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32]；『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33]天道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的，而日月卻以它為法則，陰陽、日月的運行帶來四季寒暑的變化，不僅如此，『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天運行的法則始終如一，保持着必要的平衡，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已經能適應天時的變化，只有遵循這種規律來行動才能達到既定之目的。范蠡不僅注重認識天的發展變化，而且主張對於合適的自然條件要及時地加以利用，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利用天時主動出擊，就能取得勝利。范蠡這種知天道、盡人事的觀點比春秋前期重人事、輕鬼神的思想更進了一步，給予傳統的神學天命觀以有力打擊，發展了民本和以人為本的思想，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進步，經過春秋時期諸多思想家、政治家的不懈努力及一系列思想命題的提出，人逐漸從傳統的神學思想框架中獨立出來，標誌着中國思想史上天人相分觀念的初步確立，標誌着中國古代天人觀念發展中的一個重大突破。這一觀念的確立，為還原天之自然本性，徹底擺脫人格神之天的影響和束縛，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為神事向人事的轉化提供了終極的價值依據。迨及戰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這一思想不但得以系統的繼承和發展，而且具有了更為完備的理論形態和實際價值。
天道與人道的分離及神事向人事的轉化最終導致了以人為本價值觀念的普及與確立，【管子】一書最有價值的思想內容之一，就是明確提出了『以人為本』的主張，管子認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34]，闡明了成就霸業與人才之間的關係問題。管子認為，首先要重視人才，得人、用人的關係理順了，國家就穩定強大；若不重視人才，國家就會陷入危險的境地，他還認為，『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35]。這裡管子通過比喻的形式指出了培養人才的重要性。管子認為，上古有德之君王能夠建功立業、死而不朽，是因為他們能夠得到人們的愛戴和擁護，並且能夠選拔任用有才能的『賢士』。人才的選拔、培養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是極為重要的，表明政治家的注意力已經在關注『民眾』力量的同時更加關注『人才』的巨大作用，這是春秋時期『以人為本』思想的具體展現。春秋時期以人為本觀念的確立更多地是以重人才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晉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愈（賢德）？』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36]晉趙簡子詢問東方之士誰最賢德，壯弛茲向他表示祝賀並解釋說：國家將要興盛，君子自認為還不行；國家將要衰亡，人人覺得自己了不起。現在您主持晉國的國政，卻問到像我這樣的小人物，又尋求賢人，所以我向您祝賀。由此看出，用賢人修德政是當時全社會大部分人有識之士普遍的共識，以人為本觀念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再看楚平王之子子西與謀臣子高討論用人的一段話，子高曰：『詐謀之心，無所靖（平靜，止息之意）矣。（人）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奸人。』[37]子高的意思是說，品德敗壞的人那顆狡詐陰險之心從來沒有安靜下來。一個人有一點不道德的思想就會敗壞國家聲譽，現在一個人同時擁有這麼多污行，如果受到重用，不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嗎？我聽說國家將要滅亡，一定是任用了這種奸詐小人。這裡子高從反面論證了只有任用有品德有才能的人國家才能夠興旺發達，長治久安，而任用奸人就一定不會有好的結果。子高的論點同樣表明了人才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
（二）『三不朽』學說的提出
從思想家們對『三不朽』問題的論述上同樣可以看出春秋時期神事向人事轉化的基本軌跡。我國自進入文明社會以後，原始的血緣關係融入了新的文明之中，祖宗有靈意識及祖先崇拜意識成為社會中最普遍流行的意識，人們以保住家族宗廟、延續祖宗香火為人生之最終目的。認為誰的祖先在歷史上最顯赫、最久遠，誰就最榮耀、最高貴；反之，就是家族中的不幸和恥辱。春秋時代的范宣子對這種深植於人心中的流行觀念有過十分形象的闡釋。顯然，這種不朽的價值觀念是基於血緣關係的基礎上而形成的。隨着春秋時期血緣政治向地緣政治的轉化，人們對不朽的價值標準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魯國的叔孫豹提出了完全不同於范宣子的新的不朽觀。他認為，范宣子所宣稱的『保姓受氏，以守宗擔世不絕祀』的『不朽』觀，『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真正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38]。立德，即具有高尚美好的操行，受到世人的尊敬與愛戴；立功，即為了國家、民族和社會的發展建功立業；立言，即在思想修養上追求真善美的境界，並給民眾以積極的引導和教育，在思想的傳播上有巨大作用。在叔孫豹看來，能達到不朽程度的不再是神鬼這些神秘抽象的東西，而是能給人類發展帶來具體實際效果的功勞、德行、思想，這種在人事層面上的討論已經不再涉及到『鬼神』問題，雖然三皇五帝、列祖列宗的崇拜祭祀仍普遍存在於一般的政治生活中，但人們有時卻可以在重要的問題上拒絕鬼神的參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學說與天道與人道的分離一樣，同樣是在思想層面對殷周以來重鬼神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對神的權威性的一個巨大挑戰。這一學說與天道與人道的分離一樣，為以人為本思想的確立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同時也為後世儒家政治思想中關於聖人、君子人格的確立起到了價值導向的作用。
（三）重人事輕神事：社稷盛衰興亡之關鍵
春秋時期神事向人事的轉化還表現在神、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上。殷周時期是天命神權思想占據主流統治地位。所不同的是，殷人每事必求神問卜，『先鬼而後禮』，而周人則較為理性地對待鬼神，『事敬鬼神而遠之』。春秋以降，隨着人的理性能力的進一步增強及對自然外界認識的進一步加深，固有的天命神權政治價值觀越來越暴露出其內在的思想矛盾，天命鬼神從至高無上的信仰崇拜對象成為人們可怨可恨可評說可懷疑的認識對象。春秋時期的大變革，使人們深刻認識到了人的力量的重要性，仲幾說：『薛征於人，宋征於鬼，宋罪大矣。』宋國罪大之原因就在於以鬼神為是非，而忽視了人的存在。當時的虢國多以神事為重，周的內史便斷言，由於虢國『虐而聽於神』，『虢必亡矣。』對虢公的祭神舉動，虢國的史囂也說：『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39]在史囂看來，神是『聰明正直而壹者』，它要通過人的力量表現出來。人的善惡禍福，皆取決於人自己，而不取決於神。在這裡，神儘管還存在，還是『聰明正直而一者』，但它已不再起決定力量，而是要『依人而行』，人成為決定一切的最重要力量。虞國國君認為，『吾享祀豐e，神必據我。』宮之奇卻說：『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40]鬼神並不必然保佑某人，而是以有德、無德為庇護之條件。統治者若以民之是非為是非，國家就會興盛；反之，統治者若一昧聽信於鬼神，國家就會衰亡。宮之奇把是聽信於民還是聽信於神作為國家興衰存亡的依據，並明確給予了肯定的回答。過去人們認為政權的盛衰存亡、人生的吉凶禍福皆來自天命鬼神，而楚國的斗廉卻認為，『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用反問的方式表示了政權的盛衰存亡、人生的吉凶禍福與天命鬼神無關，而是由人自己造成的。隨國的大臣也認為，立國之根本在於修政而安民。通過這一系列言論的徵引，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神依人而行，鬼神唯德是依，還是不取於鬼神而取於人，這種種表述都是對西周時期『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思想主題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是對天人關係、神人關係的新的價值評判和解釋。它表明，隨着春秋時期理性精神的高漲，主體意識的覺醒，傳統的天命鬼神思想在仍保持其強大統治力、威懾力的同時，已經開始了其衰變、下降的歷程，導致了神的地位的下降和人的地位的上升，在神人關係問題上是一個重大的思想突破，完成了春秋時期倫理政治價值觀的根本轉向，奠定了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