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伦理政治价值观的转向(2)

  来源: 中华文史网

重人事轻神事：伦理政治价值观的转向

殷周时期的天命神权理论从一开始就蕴涵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即神的虚幻性与人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它一方面认为天命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一切皆由天命所决定；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天命神权体系中，人事上的主观努力是必不可少的，顺人事即是顺天命。由是，在天命神权系统中，神事与人事成为两个终极的价值支撑点：殷周时期，天命神权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神事重于、高于人事；春秋时期社会制度及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使殷周以来实行达千年之久的天命神权政治体系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和激化，并最终使得在体系内逐渐摆脱天命神权的束缚而向着重人事的方面发展演变。人事上升为主要方面，而神事则居于次要地位。天人（神民）关系的分离及无神论思潮的出现，正是这一内在矛盾冲突产生、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神事、人事地位之变化，也可窥见殷周至春秋时期政治思想观念之变迁历程。
（一）天道与人道的分离及以人为本观念的确立
在天道与人道关系上，春秋时期面临着思想观念上的理论突破并成为神事向人事转化的价值依据。《诗经》所反映的时代已微露出天人相分思想的萌芽[29]，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人们对天的看法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对于发生在自然界中的天文现象有了深入的观察，天作为人所认知的自然环境逐渐纳入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视野中。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变化的一些基本特征。据《左传・鲁僖公十六年》记载，宋国发生了两起罕见的自然现象，一则为“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鸷鸟退飞过宋都，风也”。宋襄公以为不祥，问是非吉凶于周内史叔兴。叔兴退而言之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这几句话看似简单直白，却隐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内涵，它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阴阳变化与人的吉凶祸福无关，指出应从人自身去寻找产生吉凶祸福的原因，这就把阴阳观念运用于天人关系，不仅排除了人格神之天对人事的干预，而且对外界自然现象也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解释，从而否定了自殷周以来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把自然、社会现象与所谓的吉凶祸福相比附的神秘主义观点。这是人事脱离神事之后的一次理性升华。叔兴的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立场：“阴阳之事”是自然界的事，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对人事不能直接发生作用。君王只要关注人事，自然可以知道社会事物发展的根由，“吉凶之事”的根源在人不在天。这种重视事物自身发展之规律，区分天象与人事差别的做法，其根本目的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与人的自身价值。这种差别表明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观：一个是轻鬼神，一个是重人事；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鬼神，一个由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春秋时期“天人相分”思想在社会政治领域的最初表现形态。另一则为周单子对天道与人道的划分。他曾预言晋国将乱，鲁侯问曰：“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乎？”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30]言外之意是说晋之乱非天道，而在人故，这段话同样表明了天道与人事各自所具有的互不相干的功能。在总结春秋中前期天道与人事关系的基础上，郑子产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区分了天道和人道，明确提出了一个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命题，即“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在这一命题中，神性的光环渐渐褪去，人性日益凸显出其自身的价值。春秋中后期，天道与人事分离的思想通过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不懈努力终于得以巩固和确立。另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晋国发生日食，晋国君王问吉凶于大臣文伯，文伯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文伯这段话透露出的信息非常明确：国家具有良好的政治修为与治国方略是最根本的，而与天灾无关，任何灾难都是人为造成的，故从事政治活动应小心谨慎，抓住“择人”、“因民”“从时”三个重要环节。这从另一个层面表述了神事与人事的本质区别。著名军事思想家孙子从战争的角度阐述了天道与人事的分别。孙子总结了以往的战争经验和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入细致。《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话：“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31]孙子认为，有为之君及成功之将所以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原因就在于他们能预先洞悉敌我情况，能够做到“知己知彼”，最终才能做到百战百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从祈求鬼神、施行巫术中取得，而必须从人事的角度去考察。战场上的瞬息万变使孙子认识到人才乃战争胜利之本，而从鬼神、占筮中是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范蠡对天道与人事的论说则更偏重于对天道的描述，他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32]；“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33]天道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的，而日月却以它为法则，阴阳、日月的运行带来四季寒暑的变化，不仅如此，“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天运行的法则始终如一，保持着必要的平衡，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已经能适应天时的变化，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来行动才能达到既定之目的。范蠡不仅注重认识天的发展变化，而且主张对于合适的自然条件要及时地加以利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天时主动出击，就能取得胜利。范蠡这种知天道、尽人事的观点比春秋前期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更进了一步，给予传统的神学天命观以有力打击，发展了民本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经过春秋时期诸多思想家、政治家的不懈努力及一系列思想命题的提出，人逐渐从传统的神学思想框架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天人相分观念的初步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天人观念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观念的确立，为还原天之自然本性，彻底摆脱人格神之天的影响和束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神事向人事的转化提供了终极的价值依据。迨及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这一思想不但得以系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具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实际价值。
天道与人道的分离及神事向人事的转化最终导致了以人为本价值观念的普及与确立，《管子》一书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主张，管子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34]，阐明了成就霸业与人才之间的关系问题。管子认为，首先要重视人才，得人、用人的关系理顺了，国家就稳定强大；若不重视人才，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他还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35]。这里管子通过比喻的形式指出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管子认为，上古有德之君王能够建功立业、死而不朽，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并且能够选拔任用有才能的“贤士”。人才的选拔、培养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表明政治家的注意力已经在关注“民众”力量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才”的巨大作用，这是春秋时期“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展现。春秋时期以人为本观念的确立更多地是以重人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晋赵简子问于壮驰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贤德）？”壮驰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对曰：“臣闻之：国家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及小人，又求贤人，吾是以贺。”[36]晋赵简子询问东方之士谁最贤德，壮弛兹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说：国家将要兴盛，君子自认为还不行；国家将要衰亡，人人觉得自己了不起。现在您主持晋国的国政，却问到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寻求贤人，所以我向您祝贺。由此看出，用贤人修德政是当时全社会大部分人有识之士普遍的共识，以人为本观念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再看楚平王之子子西与谋臣子高讨论用人的一段话，子高曰：“诈谋之心，无所靖（平静，止息之意）矣。（人）有一不义，犹败国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难乎？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37]子高的意思是说，品德败坏的人那颗狡诈阴险之心从来没有安静下来。一个人有一点不道德的思想就会败坏国家声誉，现在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么多污行，如果受到重用，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吗？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是任用了这种奸诈小人。这里子高从反面论证了只有任用有品德有才能的人国家才能够兴旺发达，长治久安，而任用奸人就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子高的论点同样表明了人才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二）“三不朽”学说的提出
从思想家们对“三不朽”问题的论述上同样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神事向人事转化的基本轨迹。我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原始的血缘关系融入了新的文明之中，祖宗有灵意识及祖先崇拜意识成为社会中最普遍流行的意识，人们以保住家族宗庙、延续祖宗香火为人生之最终目的。认为谁的祖先在历史上最显赫、最久远，谁就最荣耀、最高贵；反之，就是家族中的不幸和耻辱。春秋时代的范宣子对这种深植于人心中的流行观念有过十分形象的阐释。显然，这种不朽的价值观念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随着春秋时期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转化，人们对不朽的价值标准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鲁国的叔孙豹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范宣子的新的不朽观。他认为，范宣子所宣称的“保姓受氏，以守宗担世不绝祀”的“不朽”观，“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真正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38]。立德，即具有高尚美好的操行，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爱戴；立功，即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建功立业；立言，即在思想修养上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并给民众以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在思想的传播上有巨大作用。在叔孙豹看来，能达到不朽程度的不再是神鬼这些神秘抽象的东西，而是能给人类发展带来具体实际效果的功劳、德行、思想，这种在人事层面上的讨论已经不再涉及到“鬼神”问题，虽然三皇五帝、列祖列宗的崇拜祭祀仍普遍存在于一般的政治生活中，但人们有时却可以在重要的问题上拒绝鬼神的参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学说与天道与人道的分离一样，同样是在思想层面对殷周以来重鬼神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神的权威性的一个巨大挑战。这一学说与天道与人道的分离一样，为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后世儒家政治思想中关于圣人、君子人格的确立起到了价值导向的作用。
（三）重人事轻神事：社稷盛衰兴亡之关键
春秋时期神事向人事的转化还表现在神、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上。殷周时期是天命神权思想占据主流统治地位。所不同的是，殷人每事必求神问卜，“先鬼而后礼”，而周人则较为理性地对待鬼神，“事敬鬼神而远之”。春秋以降，随着人的理性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及对自然外界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固有的天命神权政治价值观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的思想矛盾，天命鬼神从至高无上的信仰崇拜对象成为人们可怨可恨可评说可怀疑的认识对象。春秋时期的大变革，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了人的力量的重要性，仲几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宋国罪大之原因就在于以鬼神为是非，而忽视了人的存在。当时的虢国多以神事为重，周的内史便断言，由于虢国“虐而听于神”，“虢必亡矣。”对虢公的祭神举动，虢国的史嚣也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39]在史嚣看来，神是“聪明正直而壹者”，它要通过人的力量表现出来。人的善恶祸福，皆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神。在这里，神尽管还存在，还是“聪明正直而一者”，但它已不再起决定力量，而是要“依人而行”，人成为决定一切的最重要力量。虞国国君认为，“吾享祀丰e，神必据我。”宫之奇却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40]鬼神并不必然保佑某人，而是以有德、无德为庇护之条件。统治者若以民之是非为是非，国家就会兴盛；反之，统治者若一昧听信于鬼神，国家就会衰亡。宫之奇把是听信于民还是听信于神作为国家兴衰存亡的依据，并明确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过去人们认为政权的盛衰存亡、人生的吉凶祸福皆来自天命鬼神，而楚国的斗廉却认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用反问的方式表示了政权的盛衰存亡、人生的吉凶祸福与天命鬼神无关，而是由人自己造成的。随国的大臣也认为，立国之根本在于修政而安民。通过这一系列言论的征引，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神依人而行，鬼神唯德是依，还是不取于鬼神而取于人，这种种表述都是对西周时期“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思想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对天人关系、神人关系的新的价值评判和解释。它表明，随着春秋时期理性精神的高涨，主体意识的觉醒，传统的天命鬼神思想在仍保持其强大统治力、威慑力的同时，已经开始了其衰变、下降的历程，导致了神的地位的下降和人的地位的上升，在神人关系问题上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突破，完成了春秋时期伦理政治价值观的根本转向，奠定了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