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中的男性角色类型

  : 刘　艳

　　元代虞集《写韵轩记》云：“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这是对“传奇”概念的第一次明确阐述。后来，“传奇”成为了唐代小说的代名词。
　　唐传奇题材广泛，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完整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生动的细节描写和精致细腻的人物刻画。充满脂粉气和幽冥玄怪意味的士子妓女、仙人狐鬼之恋在唐传奇里占了很大的份额。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条说：“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唐传奇的独立成篇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转变，昭示着小说的自觉。以人神、人鬼相恋之事为例，六朝小说并不以神鬼为虚造，所记仙凡和幽明之殊，都是“史”一类的。唐传奇中的神仙人鬼则不同，他们可以被作者任意驱遣，文笔精细曲折，所叙之事首尾俱全，波澜迭起，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参鲁迅《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正因为“唐人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不仅留下了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还为文苑贡献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形象。本文即探讨唐传奇中的部分男性角色，就其中较为突出的三类稍作介绍。
　　一是善良多情而又轻佻怯懦的文士。
　　这类男性角色是当时社会上的青年才俊。他们有的系出名门，像白行简《李娃传》中的荥阳公子。荥阳公子的善良多情贯穿于全篇。从对李娃一见钟情，到轻掷千金，日与李娃相狎，再到后来沦为凶肆歌郎，被父亲鞭打昏死，又成为乞丐，一方面是他的不谙世事，落入圈套，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他沉迷于情爱。在受尽折磨一举成名后，他毫不记恨李娃。当李娃主动劝他另婚豪门贵族时，他哭着对李娃说：“子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所以宋人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一》将《李娃传》的故事编入“不负心类”。至此，贯穿于小说中的感情线索发展至顶峰，一个重情而善良的青年形象也被栩栩如生地塑造出来。
　　这类男性角色往往相貌俊俏，风流多情，也就不免自私轻佻。这以《莺莺传》中的张生、《霍小玉传》中的李益为其代表。李益风流轻佻的性格，在为见霍小玉而修饰打扮的一番举止中便表现出来了：“生便备行计，遂令家童秋鸿于从兄京兆参军尚书公处假青骊驹、黄金勒。其夕，生浣衣沐浴，修饰仪容，喜跃交并，通夕不寐。迟明，巾帻，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接下来写他刚到小玉家，与媒婆鲍十一娘“调诮”，初见小玉时便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又特地写他在获得小玉后轻于盟誓，先是在中宵之夜，发誓说“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又“请以素缣，著之盟约”，又在赴任之际，重申盟约：“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作品正是通过这层层的叙写，与其后来郑县为官，屈从母命，另娶卢氏，并欺瞒小玉，小玉因久不得音讯而病入膏肓时，他又自知罪责深重，不敢前往的事实形成对比，从而揭示他轻佻而又怯懦的个性。
　　元稹的《莺莺传》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唐传奇之一，男主人公张生是个性格温良、仪容端美、看似“非礼不可入”的人物。他旅居蒲州普救寺，在兵乱中出力救护了同寓于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全家，在郑氏谢恩的家宴上，他对郑氏之女崔莺莺一见钟情，写情诗托侍婢红娘传递，两人以诗词传情，暗通款曲而终成一段姻缘。后张生赴京应试，终变其心。他为自己的辩解词竟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J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更可奇怪的是，时人竟亦“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这虽为小说中的情节，无疑也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情爱观以家族为重心，强调婚姻，不重爱情，强调保持家族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门当户对和子嗣传承，以家族利益而不是个人幸福为中心。所以《唐语林》卷四“企羡”中才有这样的记载：“薛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但在尊崇门第和阀阅的同时，这些文士们又心仪于妩媚多情、体贴人意的女性，因而唐代传奇的恋爱故事多发生在文人士子和青楼女子之间。这也使得唐传奇中不少文人士子的男性角色在爱情活动中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的示好和接受示好，他们与情人的结合与分离，都是在一种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的心态中完成，他们轻佻而又怯懦的形象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二是希冀功名而又然自醒的文士。
　　唐传奇中的文士多为希冀功名利禄的人，但并不是所有的唐传奇作者都对追求功名富贵持肯定的立场，其中更有以巧妙的构思和辛辣的文笔对之加以批判者。沈既济《枕中记》就是有关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主人公卢生是个出身下层的文士，“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的理想实现无门，整天在田里辛劳耕作。一天他在旅店中叹息“大丈夫生世不谐”，道士吕翁闻之，让他枕一青瓷枕头，进入梦境。卢生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在梦的世界中一一实现。他娶高门士族崔氏女为妻，进士登第，历任达官，文治武功，不一而足。甚至在梦中还因“时望清重，群情翕习”受到时宰的嫉恨与陷害，后又因圣主英明，平反昭雪，“出处中台，徊翔台阁，五十余年，崇盛赫奕”，享尽人间荣华富贵。而一梦醒来，旅店主人“蒸黍未熟”，从此对“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大彻大悟。
　　唐传奇里著名的“美梦”，还有与《枕中记》立意相仿的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主人公淳于棼梦入“大槐安国”，拜驸马，拜南柯太守，备极荣华。后来又历经战败、妻死、被谗、遭遣，可谓命途坎坷。而当一梦醒来，仅见槐树上一蚁穴。于是“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梦境、现实，俱归于无。与《枕中记》比起来，《南柯太守传》篇幅更长，情节也更为曲折。
　　《孟子•尽心上》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面临着出世入世的两难选择。他们将积累知识、修养德行当作为躬行实践所作的准备，而科举仕进则几乎是旧时文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唯一途径。宦海沉浮，官场险恶，远大的理想与现实往往是那么格格不入，因而那些不愿或无法向现实妥协的文人便被迫走上独善其身的道路，以遁世的方式对抗市俗社会。上举唐传奇中诸多写梦作品中的两篇杰出代表，就正昭示着这类传统文人的另一种精神风范和价值取向。
　　三是身怀绝技而侠肝义胆的豪侠。
　　“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于•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史记•游侠列传》记录了一批中国早期历史上的豪侠人物，并对其作用与品德均给予充分的肯定：“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唐代后期的动荡带给人们的是世事倾覆、朝夕不保的生活，社会普遍存在挽回社会既颓之势的要求。但这既已非人力之所能为，于是幻想借助一种超人的力量来实现。大量“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客进入这一时期的传奇，就是这种社会心理的曲折反映。
　　杜光庭《虬髯客》中的虬髯客这位草野英雄神勇威武，与李靖、红拂女被称为“风尘三侠”，体现的正是动乱时代的人们企望清明、人心思定的深层心理，但不能不说，风尘三侠，尤其是虬髯客的姿貌瑰奇、嫉恶如仇、洞明时事、慷慨豪爽、侠肝义胆的形象，是后人喜爱、接受这一故事的基础。
　　明人张潮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幽梦影》）社会既有黑暗，世间既有不平，“无此本领的凡人，焉能不怀念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侠客形象代表了平民百姓要求社会公正平等的强烈愿望”（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在唐传奇中，这类惩恶扬善、救人急难的侠客形象是塑造的最多和最鲜明的一类。如裴《昆仑奴》中的昆仑奴磨勒是个身怀绝技又非常忠诚的仆人，他智勇双全，在帮助主人崔生与情人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他从此不知所之，直到十余年后，才有人看见他卖药于洛阳之市。智勇双全，功成而隐，这是最典型的侠义风范，无怪乎其为后人所景仰。
　　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下说，袁郊的传奇集《甘泽谣》是“久雨卧疾所著，故曰《甘泽谣》”。在苦雨中渴望甘泽，用虚妄来表达希望，这正是侠义传奇作者的创造心态。
　　翻开明清时期的古典小说，男主角最主要的是两种类型：一类为书生，一类为英雄。可以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后期小说的男性主角形象的基本模式正是由唐传奇奠定的。
　　（作者单位：兰州市商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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