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中的人生忧患

  : 葛金根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终古越山洞里，可能消得英雄气？
　　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千载荒台糜鹿死，灵胥抱愤终何是！
　　钱塘江涌潮，即浙江省杭州湾钱塘江口的涌潮。它以涛高、汹涌、惊险、多变以及撼人心魄的磅礴气势，自古蔚为天下奇观，故观者如堵，地无寸隙，“万千人尽回头望，一片银山驾海来”（清•刘廷玑《钱塘观涛》）。人们惊叹于此瑰丽景象，神往情驰，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诸如“怒声汹涌势悠悠，罗刹江边地欲浮”（唐•罗隐《钱塘江观潮》）、“万马突围天鼓碎，六鳌翻背雪山倾”（元•仇远《观浙江潮》）、“声驱千骑疾，气卷万山来”（清•施闰章《钱塘江潮》）等等，文采风流，多不胜举。这些诗词或称颂这一宏伟的天下奇观，或描绘观潮盛况，或抒发对潮神的追忆。
　　但《蝶恋花》（辛苦钱塘）与上不同，这里不写涌潮壮美，也不写大江东去。生于钱塘江畔一个盐官小镇上的王国维（1877―1927），是位被这钱江潮的奇丽景色熏染陶冶出来的江南才子。作为海之子，他应深有契于大海之美，并歌于斯。但也许是伴着钱江潮长大的缘故，可能从孩提起就见惯、听惯了钱江潮，他只是浅浅哼唱钱江潮，更多的是低吟自身的情感，重在内心的感发，表现的是一种与其生命相结合的性情本体，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奇的感受和意蕴。
　　起句“辛苦钱塘江上水”，点明题旨，奠定了全词的一个意象基础。它写“钱塘江上水”，而重在“辛苦”之味。下句，从字面来看，不过是描述钱江潮的涨潮与落潮及其规律。这种规律，早在唐代白居易的诗中已有直接反映：“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观浙江潮》）然而，在这背后又隐寓着弦外之音，实是紧承意脉，随之深入，化隐为显，直接点出“辛苦”之意。江阔浩瀚，云水苍茫，钱江潮日日溯江上涨向西奔腾而去，又日日慢慢退落向东归入大海，如此不知疲倦、不间断地循环往复着，委实太辛苦了！可这辛苦的钱江潮依旧生落不息，怒而拍岸，日复一日；然越山绵延，日日承受着冲击，巍然而不动。潮水历尽磨难，无功而返，身心疲惫，多少英雄的豪气能不为之消磨殆尽呢！“洞”，是弥漫无际的形状。这起笔三句渲染了一个“辛苦”的艺术氛围，而“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在词人看来，辛苦的又岂止是钱塘江上水？人生之途又何尝不是呢？“可能消得英雄气”呼应过片，以疑问提起，转向隐微婉曲，申发推想。
　　上片蓄势已足，下片一开始便由江潮联想下去，词人的笔触转入直抒胸臆的长吁短叹之中。“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独到精湛，正是词人的特殊情感所在。面对世变，面对人生，难以捉摸，难以抗拒。多少感慨与忧愁在词人心中升起，词人无奈着，徘徊着，伤怀着，艾怨着。在词人愁苦之中，全词以伍子胥之典事作结。《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
　　（吴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叹曰：‘嗟夫！谗臣何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于吴东门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
　　伍子胥因冤屈而死，怨魄未消，一股冤气发怒钱塘江中，便驱水为涛。叶J有诗曰：“人言子胥怒未消，怒气突兀干青霄。呼烟吐霜如山高，咆哮呼叱声愈嚣。”短短四句，道出了这一故事。这里词人面对人生之无奈、感时伤怀之情感化为一声深重的叹息：这种辛苦与内心的苦痛，有谁能体会得到？物易时移，江潮依然生落不息，然那些嬉戏于姑苏荒台的糜鹿早已死去，可伍子胥之“灵”依然发泄着千载难平的冤愤，又有谁知究竟为的是什么呢？感伤之心志，尽显于这深深的叹息之中。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喜怒哀乐”终必借某种景与物而附丽之，否则无以自现。无景无物，则情无所依傍。反过来，无情则无以为词。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莫不在作者的内心激发出哀愁思绪。这种哀愁，是在被外界事物压抑又不能抗拒时所表现出来的愁苦感情。联系王国维这首词，作于1904―1905年（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陈鸿祥《王国维年谱》），其时王国维任教苏州，正醉心于西方康德特别是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他忧郁悲观之天性与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契合，借此以消解自己的人生之惑，也便自然熔铸出对人生苦痛的深忧。然“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这种烦闷岂不是一种活生生的痛苦？于是乎，可爱与可信的错综，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又加深了他潜伏于内心的矛盾困惑与抑郁，使他内心挣扎着人生的忧患与苦痛。而这种困惑，这种忧患，实来自人的现实生活。观照王氏，他为家庭生计而奔忙，为谋生而仰人鼻息，为病痛折磨而忧郁，为民族危境而忧患……这些构成着王国维人生忧患的多个因素。故叶嘉莹说：“静安先生一生的为学与为人，可以说就是徘徊于‘求其可爱’与‘求其可信’及人生之途的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的追寻与抉择之中。”（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愁、惑而不得其解、不得挣脱时，忧必时时凭附，既忧生，也忧世。这也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常出现的两个倾向。为人生问题苦忧是忧生，为国家和社会苦忧是忧世。《蝶恋花》（辛苦钱塘）就是王国维为人生之苦痛而发出的慨叹。钱塘江上水的“辛苦”，正是他感情与理智所作挣扎、内心矛盾痛苦的极好写照。词人心潮的起伏，与江潮的涨落相应；自身的忧郁，与灵胥的抱愤相对。诚所谓“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可以想见他内心的困惑与悲哀。表面上的象征冲突之苦，提示的却是内在的感物之心与外在的感心之物，自然形成出词中感发之生命，也是其所感发的一种力量所在。
　　        （作者单位：浙江省嘉兴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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