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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漢學網 『字』的表義性特徵以往多注意形聲字之類的結構，缺乏語言的分析，這或許是把『字』歸結為文字問題而產生的一種不良結果。形聲字代替假借字而成為漢語最重要的一種書寫形式，固然可以從一個側而反映『字』的表義性的語言特點，不過它究竟是一個文字問題，不宜作為根據來證明『字』的表義性。漢語中借字（借詞）的命運與印歐語系語言的借詞很不一樣，可以從側面說明『字』的表義性特點。借詞是音、義都借自外語的詞，是兩種語言相互接觸的產物。鴉片戰爭後，西學東漸，在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大量新事物和新概念，表達這些事物和概念的外語詞也滲入漢語，這樣就發生了兩種不同類型的語言的碰撞和矛盾。漢語一直採取『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對待外來詞的『入侵』，儘可能採用意譯法，只借用其概念而揚棄它的語音構造和語素組合成詞的那種語法構詞規則，堅持『字』的表義性；如果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意譯化方法，就暫時採取音譯，而後再換之以意譯，象telephone由『德律風』而改為『電話』，microphone由『麥克風』而到『擴音器』，band由『版克』到『銀行』，cement由『門汀、士敏土』而『水泥』，piano由『披亞諾』而『鋼琴』等等，都是先音譯後意譯的具體例子。【辭源】出版於１９１５年，吸收西方語言的外語詞計２４３１條；【辭海】出版於１９３７年，吸收外語詞計１２８７９條。根據耿軍（１９９０）的統計，大體情況如下：
【辭源】
借 詞 ３０５ １２．５６％
專 詞 １１８７ ４８．８２％
意譯詞 ９３９ ３８．６２％
【辭海】
借 詞
５２１８ ４０．５１％
專 詞
意譯詞 ７６６１ ５９．４８％
『專詞』指人名、地名等，必須音譯。意譯詞的比重，【辭海】明顯高於【辭源】，這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漢語社會對外來詞的改造方向。有些難以意譯的外來詞就儘可能設法進行漢語化的表義性改造。印歐語的詞多音節的，漢語往往就只取其第一個音節，再配以一個加上意符的漢字，使之漢語化，這裡尤以化學名詞最為突出，例如，Magnesium（鎂），Natrium（鈉）等等。這種漢語化的改造辦法由來已久。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傳入我國，由於翻譯佛經的需要，漢語從梵語和中亞的一些『中介語』（如吐火羅語等）借入大量詞語，由於語詞結構上的矛盾，漢語就對它們進行了漢語化的改造。如『佛』借自梵語，原文為buddha，音譯為佛陀、佛馱、浮圖…，bud-僅為其中的一個音節，本身沒有任何意義，由於『佛陀』之類的音譯詞不合漢語『一個字・一個音節・一個意義』的強制性對應習慣，不利於複音詞的構成，漢語社會就把buddha這個詞的意思歸入bud-這個音節，譯為『佛』，使之漢語化，爾後再以此為基礎造出『佛土』『佛法』『佛像』『佛身』『佛經』『立地成佛』之類的字組，使之消除外來的痕跡。這是漢語改造外來詞，使之意譯化的一種重要方法。上述這些方法的核心只有一個，就是堅持『字』的表義性，反對把它降格為一個純粹音化的符號。這是漢語為使外語的結構適應自己的結構特點而進行的一種調整。印歐系各語言之間的借詞由於語言結構類型的一致，因而借用很自由，基本上只需要進行字母的對應轉寫就可以把另一種語言的詞借進來，不需要進行原則的調整。這與漢語的意譯化方法相比較具有天壤之別。漢語的特點就是在這種不同類型語言的結構撞擊中顯現出來的，這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義』在漢語結構中的地位。漢字的發展始終堅持它的表義的趨向（王寧，１９９１，７３），這正是它適應漢語的結構特點的反映。漢字忠實地記錄了漢語的結構。所以，『字』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它的表義性，這是語義型語言的結構基礎，也是語義型語言的一種最基本的結構單位。漢語的研究應該以『字』為基礎去探索它的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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