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和漢語研究的方法論(6)

  來源: 中國漢學網

漢語的語法研究為什麼會偏離『字』這種結構本位？這與學術研究的傳統和語言研究對象的變化都有密切的關係。傳統的漢語研究以『字』為本位研究文字、音韻、訓詁，不研究語句的結構；以書面語為研究對象，而不管在魏晉時期就已開始發展起來的、與文言文不一致的口語。這兩點與社會發展的需要距離越來越大。鴉片戰爭以後，社會要求言文一致，要求研究一直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話文，『所望吾國好學深思之士，廣搜各國最近文法之書，擇取精義，為一中國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語』（孫中山，１９１８）。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和我們自己又沒有相應的研究傳統，就只能到印歐系語言的研究中去找理論、找方法，因而從【馬氏文通】開始的中國語法學就用印歐系語言的語法理論來觀察漢語，使漢語研究中出現了一種特有的『印歐語的眼光』。


    什麼是『印歐語的眼光』？朱德熙（１９８５）認為它就是『把印歐語所有而為漢語所無的東西強加給漢語』。但是，什麼是『有』？什麼是『無』？這裡沒有一種客觀的鑑別標準，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所謂『眼光』，實質上就是觀察語言結構的一種宏觀的觀察點，與編碼的特定視角有關，因此確定『眼光』的客觀標準應該是語言的結構常數或結構關聯的基點。印歐系語言的結構常數『１』在句法層面，由『１個句子＝１個主語×１個謂語』的『１』控制着整個語言的結構（徐通鏘，１９９１，５６－５９），因此『印歐語的眼光』的具體內容可以概括為：以詞為基本結構單位的『主語－謂語』的結構框架和與此相聯繫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的劃分。漢語研究舍『字』而取『詞』，實質上就是要以這一套理論體系為觀察點來改造漢語的結構，使之適合於印歐系語言的結構框架。【馬氏文通】開始形成了這種『眼光』，但由於它與語言事實有矛盾，因而其後不久人們又想擺脫這種『眼光』束縛陳承澤，１９２２，１４）。漢語的語法研究就是在這種束縛和反束縛的矛盾和競爭中發展的，而矛盾和競爭的焦點之一就是如何處理詞和與此相關的問題。【馬氏文
通】是字、詞並用，『字』指結構單位，而用『詞』指結構單位的功能，說明它還沒有完全擺脫傳統的漢語研究的影響。完全拋棄『字』而改用『詞』，始自黎錦熙（１９２４，２－３）的【新著國語文法】，認為『文法中分別詞類，是把詞作單位；不問他是一個字或是幾個字，只要是表示一個觀念的，便叫做詞』『詞就是說話的時候表示思想中一個觀念的「語詞」。』從此以後，『字』就被逐出語言的研究，清除了用『印歐語的眼光』來觀察漢語的一個障礙。為什麼『【新著國語文法】的英文法面貌頗濃厚、頗猙獰』（黎錦熙在解放後為該書寫的序言）？這與『詞』觀念的確立是相互呼應的。這些研究在方法論上偏重於模仿，不大注意漢語本身的特點，難以滿足漢語研究的需要，因而在三十年代引發出一場文法革新問題的討論，強調漢語特點的研究。這次討論很有價值，是試圖擺脫『印歐語的眼光』的束縛的一次嘗試，雖然由於各方面的條件不成熟，『擺脫』的意識也還比較薄弱，沒有找到解決詞類問題和詞類與句子成分的關係問題的辦法，但為四十年代的漢語語法研究進行了必要的理論和思想準備。四十年代以王力、呂叔湘和高名凱為代表的漢語語法研究比較強調漢語的特點，在某些方面已經突破了『印歐語的眼光』的束縛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這主要是：句法結構的研究已突破印歐語的動詞中心說，分出名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和動詞謂語句三種類型；在動詞謂語中提煉出連動句和兼語句，突破了印歐語的句子只許有一個主語、一個定式動詞的結構格局；詞類問題的處理也已根據漢語的特點出現了一些鬆動的辦法；比較強調句法語義的研究，等等。當然，每本著作的情況不完全相同，但這些想擺脫印歐語語法理論束縛的趨向是有積極意義的。五十年代的語法研究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主賓語問題的討論，一件是詞類問題的討論。這兩次討論都主張根據漢語的特點用新興的結構分析法來研究漢語，反對用『印歐語的眼光』，來觀察漢語的結構（特別表現在詞類問題的討論上），反對語言分析中的語義標準。這些對促進漢語的研究很有意義，避免簡單地用漢語的事實給西方的語法理論作注釋，不過在反對用『印歐語的眼光』來觀察漢語結構這一點上卻有一些諷刺意味，因為它批判了這一種『印歐語的眼光』（例如漢語實詞因沒有形態變化而不能分類），卻為另一種『印歐語的眼光』的流行和發展開闢了前進的道路，或者說，在批判表層的『印歐語的眼光』的過程中卻又深化了深層的『印歐語的眼光』。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謂
語中心，這是對印歐系語言動詞中心說的一種改進，『連動』和『兼語』統一為『連謂』，使句子的結構更符合『主語－謂語』結構框架中的只許有一個主語、一個謂語的標準。第二，用語素代替詞號作為漢語語法結構的基本單位，把漢語完全納入結構語法的框架中去研究。這恐怕是『印歐語的眼光』的一種更深沉、更本質的反映。如果說『漢語中沒有詞但有不同類型的詞概念』，那麼漢語中不僅沒有語素這種單位，而且連這種概念也沒有。可能有人會說，『字』就是語素。否！它們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言現象。第一，語素基本上是一種線性結構，不含非線性的因素：不能有重音，不是語言對現實進行編碼的基本單位，即使是詞根，沒有相應詞綴的配合，也無法實現編碼的功能；ablaut之類的元音變換(如bring-brang-brung中的i-a-u)是非線性的，但很難把這種『變換』看成為語素，IA模式分析這類問題的失敗經驗（Hockett，１９４５，９９－１０５）已為此作出了充分的反面說明。和語素相反，『字』是一種非線性結構：『字・音節・意義（概念）』之存在着強制性的一對一的對應關係，『聲調的使用使得同樣複雜程度的單位占比較短的時間』（趙元任，１９７３，
９３），『字』是漢語對現實進行編碼的基本單位。第二，語素的功能單純，只是詞的結構要素或表示詞的某種特定的句法功能，而『字』是漢語結構的樞紐，是語音、語彙、語義、語法的交匯點，因而是各個層面的基本結構單位。第三，一個『字』中可以包含若干個不同的詞，而語素絕不可能有這樣的結構。『字』與語素實際上是不能進行類比的兩個不同類型的範疇。把語素作為漢語語法的基本結構單位，實際上就是把漢語中不存在的東西作為結構單位，以此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語法體系可能很精緻，但不實用，與漢語的實際狀況有很大的距離。我們這裡對五十年代以來的『印歐語的眼光』問題之所以講得比較多，就是因為這涉及那些反對『印歐語的眼光』的學者的『印歐語的眼光』。我們從學習語言學的第一天起就在接受印歐系語言理論和方法的薰陶，對『印歐語的眼光』已經習以為常，不是主觀上想擺脫就能擺脫得了的。我們非常反對漢語研究中的『印語的眼光』，但在評述『四』以來的漢語語法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時卻是用這種『眼光』來分析有關的問題的（徐通鏘，葉蜚聲，１９７９），因而分寸的掌握不大準確。朱德熙是反對『印歐語的眼光』最有力的一位學者，但他對漢語的語法結構的看法卻打有很深的『印歐語的眼光』的烙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
們現在在這裡批評某些傳統觀念，很可能我們自己也正在不知不覺中受這些傳統觀念的擺布。這當然只能等將來由別人來糾正了，正所謂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朱德熙，１９８５）。這段話很值得我們深思，自然也同樣適用於本文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