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盡』新探(1)

  來源: 中國漢學網

『江郎才盡』是南朝歷史上重要的文學現象，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近年來，研究者多從文學風尚轉變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這是很有道理的。一般認為江淹『才盡』發生在入齊以後，特別是永明年間，而這正是『永明體』詩興起、南朝文學風尚發生重大轉變的時候。不過對於這一看法，我認為還有必要做一些進一步的探討。
　　據曹道衡、俞紹初等學者的研究，江淹現存的詩賦文大多作於宋末，能確定作於永明年間的只有【郊外望秋答殷博士】、【銅劍贊】、【自序傳】等很少幾篇。不能排除有作品散佚的原因，但我覺得更主要的原因還是江淹永明後確實很少創作。而且從各種情況看，我還認為，即使有少量作品，他的寫作風格基本上也沒有改變。總之，當永明文學時代到來以後，江淹始終沒有順應接受新的文學風尚並改變自己原來的風格，是可以肯定的。所謂『江郎才盡』主要就應當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
　　在文學史上，一個作家一生中跨越幾個文學時期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新的文學風尚興起以後，在前一階段已經成名的作家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積極主動地改變自己的原有風格，努力跟隨時代潮流的變化；第二類是儘管不很情願，但還是對自己原來的風格多少做一些改變，以適應新的文學風尚。當然他們在新時期的創作成就很可能比以前遜色，這也可以說是『才退』或『才盡』。也有部分作家則像江淹一樣，與新文學風尚保持疏離拒斥的關係。總之，江淹的情況是可能有的，但並不是必然的。這就產生一個問題，為什麼江淹沒有能像許多作家那樣多少融入文學的新風尚中呢？
　　在現當代文學史上，類似江淹這種情況的作家不乏其人。由於年代近，保存的材料多，其中很多人『才盡』的原因是能夠弄清楚的。以他們為參照來看江淹，可以得到一些啟示。我認為探討這個問題需要考慮三方面情況：永明時期文學活動的特點、江淹在永明時期的身份地位以及江淹的個性特徵。前兩者是客觀方面，後者是主觀方面。
　　永明年間是南朝歷史上文學繁榮的時期，觀察這一時期的文學形勢，可以發現它與劉宋時期相比有一個顯著特點，即文學集團現象。據學者的研究，在永明年間先後存在過王儉、文惠太子蕭長懋、竟陵王子良、豫章王嶷、隨王子隆、宜都王鏗等組織的文學集團，其中特別以竟陵王子良的西邸集團規模最大、存在時間最長、文學成就最高。永明年間新的文學風氣全都是依託於這些文學集團，並主要以集體活動的形式產生的。聲律說的創立和永明體詩的產生離不開西邸文人集團的活動，這是人們熟知的。在王儉文人集團中首創了『隸事』這一對齊梁文學發生了重要影響的活動（【南史・王湛傳】：『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
　　［1］807）在文學集團中，集體創作成為一種十分重要的創作形式。蕭子良經常親自組織文人們一起創作，如同作【桐賦】（子良、王融、沈約）、【高松賦】（今存謝I、王儉、沈約之作）、【擬風賦】（子良、謝I、王融、沈約）、【永明樂】（【南齊書・樂志】：『永平（明）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士造奏之，人為十曲。』［2］196今存謝I、王融、沈約之作）、【藥名詩】（子良、王融、沈約）、【郡縣名詩】（子良、沈約、王融、范雲）、【抄書詩】（沈約、王融）、【遊仙詩】（子良、沈約、王融、范雲、蕭衍、陸慧曉）等。此外還有一種情況，從詩題看，子良不在場，而沈約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心人物。例如沈約、謝I、王融、劉繪、范雲、蕭衍同作鼓吹曲，沈約、謝I、王融同詠樂器，謝I、王融、柳惲、虞炎同詠座上一物等。據粗略統計，永明時期的文（除朝廷詔敕章表之外）和賦現存約167篇，其中產生於三人以上集體創作形式中的有9篇，產生於文人集團中的有74篇，共占49.7%，詩現存約284首，作於三人以上集體創作形式中的有65首，作於文人集團中的有103首，共占59.2%，可見這一創作形式在當時的重要性。
　　關於江淹在永明時期的身份地位，有三方面情況值得特別提出。首先，他永明五年（一般認為永明文學是從這一年開始走向興盛）時44歲，永明時期活躍的作家中，除沈約是47歲、比他略大外，其餘范雲37歲，劉繪30歲，任P28歲，蕭衍24歲，謝I24歲、王融21歲，都比他小得多。其次，他在劉宋時已取得很高的成就，獲得了盛名，而別的作家基本上都是永明年間成名的，就是沈約在宋時也還沒有十分出色的作品。最後，他在永明年間官驍騎將軍，據【宋書・百官志】，這一官職是四品，【南齊書・何戢傳】載武帝欲加何戢常侍，褚淵不同意，說：『若帖以驍、游亦為不少』［2］584，可見驍騎將軍地位不低。而在永明五年至十一年期間，沈約先後任太子家令、中書郎、太子右衛率（七品）、尚書左丞（六品）、御史中丞（五品），謝I先後任太子舍人（七品）、隨王文學（六品），范雲先後任尚書殿中郎（六品）、子良記室參軍（七品），任P先後任子良記室參軍（七品），尚書殿中郎（六品），王融先後任丹陽丞（八品）、中書郎（六品）。總的說江淹和多數永明作家在官階地位上也是有明顯差異的。
　　在閱讀江淹作品及有關他的史料的過程中，我漸漸形成一個印象：江淹是一個性格比較內向、孤僻、狷介的人；從現代心理學的觀點看，他有近似自我封閉的心理傾向。下面我試圖從幾個方面對此加以證明。
　　江淹的這種性格心理特徵在他的作品中有明顯表現。他經常直接表達自己孤高自守、不願隨世俗俯仰浮沉的決心，例如『寧歸骨於松柏，不買名於城市』（【去故鄉賦】）、『請學碧靈草，終歲自芬芳』（【還故園】）、『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暮心欲誰寄，江皋桂有叢』（【外兵舅夜集】）、『雖不敏而無操，願從蘭芬與玉堅』（【江上之山賦】）、『拾一代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傷友人賦】）、『信規行之未曠，知矩步之已難。雖河北之爽塏，猶橘柚之不遷。及年歲之未晏，願匡坐於霸山』（【哀千里賦】）、『學不為人，交不苟合』（【自序傳】）等等。還有很多時候是托物言志，如『杜衡念無沫，石蘭終不暌』（【冬盡難離和丘長史】）、『乃御秋風之獨秀，值日秋露之餘芬。出萬枝而更明，冠眾f而不群』（【金燈草賦】）、『冠百草而絕群，出異類之眾伙』（【蓮花賦】）、『使杜衡可剪而棄，夫何貴於芬芳』（【應謝主簿騷體】）等。而在他的兩篇書信【報袁叔明書】和【與交友論隱書】中，這種思想更是抒發得淋漓盡致。
　　江淹自稱『仆本恨人』（【恨賦】）、『憂人』（【從建平王游紀南城】），他的作品中充滿了愁怨嗟恨的內容。從這種情況反覆出現來看，這不是為文造情，而是他的真實的思想性格的表現。這種特異的心理思維特徵有利於他寫出優秀的文學作品，抉發出人類情感的幽微世界，但是就一個生活於現實世界中的人來說，總是處於消極負面的情緒中，這樣的心理素質是不健康的。從他的這種心理素質，也可以推出他性格上的另一種缺陷。像這樣習慣於獨自咀嚼自己的情感體驗、經常沉浸在悲傷中的人，一般而言不大容易得到周圍人的理解，他們與別人相處交流會比較困難。這自然會促使他形成孤僻固執的不良性格。另一方面，這種性格反過來又會使他更難以與別人接近，而且更增加了他精神痛苦的程度。他的詩文中有很多便抒發了他因孤獨而產生的內心痛苦。
　　江淹的文學創作具有獨特的風格，本文不打算對此作全面分析，只提出兩點。第一，他善於營造幽峭、荒僻、寒苦的藝術境界。例如『蔓草縈骨，拱木斂魂』、『搖風忽起，百日西匿。隴雁少飛，岱雲寡色』（【恨賦】）、『雲清冷而多緒，風蕭條而無端。猿之吟兮日光迥，之啼兮月色寒』（【去故鄉賦】）、『惟江南兮丘墟，遙萬里兮長蕪。帶封狐兮上景，連雄虺兮蒼梧。……上皓皓以臨月，下淫淫而愁雨。奔水潦於遠谷，汨木石於深嶼。鷹隼戰而櫓巢，黿鼉怖而穴處』（【思北歸賦】）、『崩隍千仞，毀冢萬年』（【青苔賦】）、『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望荊山】）、『萬壑共馳騖，百穀爭往來。鷹隼既厲翼，蛟魚亦曝鰓。崩壁迭枕臥，嶄石屢盤迴』（【渡泉嶠出諸山之頂】）。其次，他喜歡使用奇特的句法、生僻的字詞，形成一種拙澀生新的風格。例如『意奪神駭，心折骨驚』、『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憂而填骨,思兮亂神』、『道尺折而寸斷，魂十逝而九傷』等。他的作品中經常出現難字僻字，有時甚至是大量拼湊堆砌（如【學梁王兔園賦】等篇）。錢鍾書【談藝錄】中論作家人格與作品風格的關係說：『所言之物，可以飾偽：……其言之格調，則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風，不能盡變為澄澹，豪邁人之筆性，不能盡變為謹嚴。』［3］根據這一觀點，他的創作風格也可以作為論據證明本文上述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