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間河洛地區的畜牧業(1)

  來源: 奇虎歷史

漢唐時期河洛地區（註：本文所論及的河洛地區採取學術界的通行觀點，即以洛陽為中心，東至鄭州、中牟一帶，西臨潼關、華陰一線，南以汝河、潁河上游的伏牛山脈為界，北跨黃河以汾水以南的晉南、河南的濟源、沁陽一線為界。參見洛陽市歷史學會和洛陽市海外聯誼會編【河洛文化論叢】第一輯和第二輯有關論文（由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8月和1991年7月相繼出版。）此外，【文史知識】1994年第3期『河洛文化專號』中有關論文也論及。）作為全國經濟發達的地區之一，農業是該區經濟的主體，畜牧業只是作為其附屬而存在。農業和畜牧業在發展過程中的相互聯繫和彼此影響，使兩個行業相得益彰，共同發展。農業的發展為畜牧業提供了飼料，而畜牧業的發展則為農業提供了大量的肥料。畜牧業雖然在該區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沒有農業重要，但仍然是該區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一、國營畜牧業的發展
　　河洛地區國營畜牧業發展很早，【世本】：『相土作乘馬。胲作服牛。』作為部族首領所使用的馬和牛，必然是國營飼養業的牲畜，因為當時國家已經產生了。【史記】卷24【樂書】記載周武王滅商之後，『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張守節【正義】：『桃林在華山之旁，此二處並是牛馬放生地，初伐就此取之，今事竟歸之前處。』說明華山之南和桃林（今靈寶市境）一帶在周初已是放牧牛馬的國有畜牧業基地，這些牛馬不可能是野牲畜，因用野牛馬是無法駕馭的，更不要說以之騎射打仗了。周時桃林一帶作為國有牧場，還可以從下面這條材料得以證明。【山海經】卷5【中次六經】載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廣員三百裏，其中多馬。』【史記】卷43【趙世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正義】引【括地誌】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為桃林塞地。』此說明周時桃林是著名的國有牧場。當時也存在着官營飼養業，秦穆公在位時，百裏奚向他推薦蹇叔時說：『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註：【史記】卷5【秦本紀】。）此即言東周王室有國營飼養業。到漢代河洛地區仍存在着國營畜牧業，漢武帝為抵禦匈奴，大規模養馬，調往長安的馬有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註：【史記】卷30【平準書】。）西漢京師東邊的旁近郡為弘農和河東，既然官府能從包括這兩個郡在內的關中旁近郡調集『牽掌之卒』，說明這兩個郡也有一定數量的牲畜養牧。而【漢書】卷28上【地理志上】載，豫州『宜畜六擾』。【漢印文字征】記載該區的汾陰、陝縣、虢縣等都有養馬機構。而據研究，漢代各郡國大都設有養馬機構（註：高敏：【論秦漢時期畜牧業的特徵和局限】，【鄭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該區也存在着一定數量的官營飼養業，宣帝時，黃霸任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註：【漢書】卷89【循吏・黃霸傳】。）郵亭鄉官所餵養的雞豚可能供給往來官員和官府所用，雖然其地域有限，但至少說明了當時該區存在這一現象。東漢時政治中心移至該區，這裏的國營畜牧業較西漢發達。國營畜牧業可分為三個牧區，其一為河東地區。【後漢書】卷89【南匈奴列傳】載，建武26年(50)，南匈奴歸附，為表示漢政府對其重視，光武帝令『轉河東米ｂèｉ＠①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河東地區可供牛羊36000頭，說明國營畜牧業的規模較大。其二為河內地區。東漢初年，光武帝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為了支援光武帝北征燕、代，寇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註：【後漢書】卷16【寇恂傳】。）寇恂能在河內養馬二千匹，即使無法肯定此處有國營牧場，至少也說明有官營養馬業和適合馬匹生長的自然環境。其三為洛陽周圍地區。【後漢書】卷23【竇融傳】云：建武十三年(37)，『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從『馬牛羊被野』可以看出竇融這次舉族內遷洛陽帶來大量牲畜，這就為官營飼養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官營飼養業的發展使皇帝常以牲畜賜予臣下（註：【後漢書】卷79下【儒林・甄宇傳】李賢注引【東觀書】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可以為證。）。當時皇室有專門養馬的馬廄，安帝在永初元年(107)九月壬午曾下詔：『廄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註：【後漢書】卷5【安帝紀】李賢注云：『乘輿，天子所乘車輿。不敢斥言尊者，故稱乘輿。見【獨斷】。』）此後，東漢政府又設置了一些新的養馬廄，漢順帝漢安元年(142)，『秋七月，始置承華廄。』（註：【後漢書】卷6【順帝紀】。）李賢注引【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眾多，園廄充滿，始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可見承華廄的設置是因馬匹增多而為之。到漢靈帝時，又增設了一個新的養馬廄，【後漢書】卷8【靈帝紀】：『（光和）四年春(181)正月，初置＠②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李賢注云：『＠②驥，善馬也。調謂徵發也。』可見＠②驥廄是一個養殖良馬的廄，在豪強則乘機大獲其利。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爆發後，靈帝『詔公卿出馬、弩……；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註：【後漢書】卷8【靈帝紀】。）【後漢書】卷71【皇甫嵩傳】也記載皇甫嵩建議靈帝『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此反映出洛陽的馬廄中養有大量的馬匹。
　　兩漢時中央政府主管畜牧業、飼養業的官員為太僕。【後漢書】卷25【百官志二】記載，東漢中央政府太僕之下設『未央廄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及廄中諸馬。』其屬員據劉昭注引【漢官】曰：『員吏七十人，卒騶二十人。』此外還有『長樂廄丞一人。』劉昭注引【漢官】曰：『員吏十五人，卒騶二十人。苜蓿菀官田所一人守之。』前揭文所言的丞華廄，有令一人，六百石。而＠②驥丞的級別及屬員則不得而知。分佈於河東郡與河內郡的畜牧業與飼養業有專門的『馬丞』管理，這從該區出土的『虢縣烏丞印』、『汾陰馬丞印』、『陝縣馬丞印』即可得到證明。可知漢代各郡國大都有專門主管馬匹飼養的機構與官吏，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一套完整的馬政系統（註：高敏：【論秦漢時期畜牧業的特徵和局限】，【鄭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