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该不该与如何读

读经：要不要读？怎么读？

编者按：前不久，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赵法生博士主编的『大众儒学经典』丛书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出版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大众儒学经典」新书发布暨当前读经问题研讨会』。为此，本报约请三位与会学者撰文，围绕当前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的『读经』问题较为系统地阐述其看法，以供关心这一话题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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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赵法生博士主编的『大众儒学经典』丛书，这套书『以现代的视野、大众的角度、践行的立场、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当前的大众儒学教育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教材，这是值得祝贺的。与这套书的出版相伴随的是，当前有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借此机会，我也就『读经』问题略抒己见。

关于读经问题，我想首先是该不该读。这个问题当然是在中国近代以后才出现的，时代变化了，以往时代的经典在现时代还有价值吗？还应该读吗？这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是给予否定回答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则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文化之『变』与『常』的关系。文化之『变』就是文化的时代性、阶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要有所『损益』变革，从而有综合创新，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之『常』就是文化的连续性、继承性。时代虽然不同了，但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并不是断绝的，而仍然是有连续性的，我们要继承中国文化历代相『因』的『常道』，承认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在现时代仍然有其价值，这也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前提。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经』是子、史之源，集是子之流衍，『经』处于传统文化的根源和统率地位。『经者常也』，在经书中有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的『常道』。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的『常道』，那就应该读经。

其次是应该如何读经，这也是当前关于读经讨论的重点问题。冯友兰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曾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是先秦诸子各自立说，『经学时代』则是汉武帝以后至晚清，大部分著书立说者必须『依傍』经书，对经书作出训诂解释之后才能据经而立说。经学时代的思维方式是『经禀圣裁』，『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所立说者只是『诂经之说而已』。那么，现时代的读经是否要返回到以前的『经学思维方式』呢？我认为，时代不同了，我们对经书也要有一种新的认识。其实，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学界就已经有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此即『哲学』的思维方式。如王国维所说：『余谓不研究哲学则已，苟有研究之者，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有了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一方面对经书持尊重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要有所分析，有所参稽比较。经书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常道』，但是经书中并不全是『常道』；经书中有『真理』，但是并非『句句是真理』。比如〖礼记·内则〗说：『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如果经书全是绝对真理，那么中国的女性出门就和当今的伊斯兰教妇女差不多，甚至还要更严格。

关于如何读经，我认为还有以下几点：

其一，青少年读经要与现代学科教育相结合，我反对那种完全封闭式的『全日制读经』。元代以后的科举只立『德行明经』一科，又以八股文取士，这是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的是，宋代的大教育家胡瑗曾有『苏湖之法』或『明体达用之学』，其设教有『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是『明体』，治事斋则是『达用』的分科教育，『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以求『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皇者大也，极者中也』）。朱熹晚年在〖学校贡举私议〗中也有类似的思想。晚清的学制改革，废科举，兴学校，将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纳入学制之中，当时亦把胡瑗的『苏湖之法』和朱子的〖学校贡举私议〗作为根据，这种改革实也符合中国传统教育发展的逻辑。因此，今日之儿童读经，应与现代学科教育相结合。如果采取完全封闭式的『全日制读经』，则不仅误人而且误国。

其二，青少年读经要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我反对那种在偏远山林中『出家』式的寄宿制儿童读经。儒家传统以孝悌为仁之本，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家庭教育实为个人修身成长的本源。又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今日之儿童读经，应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如果采取那种在偏远山林中『出家』式的寄宿制儿童读经，则背离儒家传统的重视家教，势必使亲情疏远，对人情世故产生隔膜，不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学识、学养的正常发展。

其三，今日之读经要借鉴传统的读经方法，而不应是那种强制性、机械式的所谓『包本背诵读经法』。在儒家经典中，尊师重教莫过于〖礼记·学记〗，而〖学记〗也十分重视教学方法。如其特别重视『教学相长』，也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相互激励，互有长进。『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这是对学生的要求；『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是对教师的要求。『自反』和『自强』都必须在师生之间良性的教学互动中才能实现，而不是只一句『小朋友，跟我读』所能实现的。〖学记〗还很重视学习的循序渐进，『学不躐等』，如说：『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朱熹说：『这几句都是上两字说学，下两字说所得处。如离经（断句）便是学，辨志是所得处。他仿此。』可见，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主张学行一致，知行合一，把学识的不断进步与德行境界的逐步提升密切结合起来。能够『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知类通达』等等，不是只靠『包本背诵』所能达到的。在『大成阶段』，能够『强立而不返』，即能够坚持原则，有独立的见解，有道德的操守，不随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尤其可贵。〖学记〗还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这是说在课内和课余都有适当的安排，传统的教学内容也丰富多彩，情趣盎然，并不是枯燥无味，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学记〗又指出，学生有不同的心理素质，教师要『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这就是主张要『因材施教』。〖学记〗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故君子之教喻也，道（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教学的语言要『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这就是主张启发式教学，如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学记〗重视教育方法，将其提升到『教之所兴废』的高度。〖学记〗说：『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对教师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愿与辅导读经的教师以及从事其他教育的教师们共诫共勉!（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