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該不該與如何讀

讀經：要不要讀？怎麼讀？

編者按：前不久，由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趙法生博士主編的『大眾儒學經典』叢書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叢書出版之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聯合舉辦了『「大眾儒學經典」新書發布暨當前讀經問題研討會』。為此，本報約請三位與會學者撰文，圍繞當前社會各界關注和熱議的『讀經』問題較為系統地闡述其看法，以供關心這一話題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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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趙法生博士主編的『大眾儒學經典』叢書，這套書『以現代的視野、大眾的角度、踐行的立場、深入淺出的講解』，為當前的大眾儒學教育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教材，這是值得祝賀的。與這套書的出版相伴隨的是，當前有關於讀經問題的討論。藉此機會，我也就『讀經』問題略抒己見。

關於讀經問題，我想首先是該不該讀。這個問題當然是在中國近代以後才出現的，時代變化了，以往時代的經典在現時代還有價值嗎？還應該讀嗎？這樣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前是給予否定回答的，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則逐漸有了新的認識。在我看來，重要的是要正確處理文化之『變』與『常』的關係。文化之『變』就是文化的時代性、階段性。隨着時代的發展，文化要有所『損益』變革，從而有綜合創新，有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文化之『常』就是文化的連續性、繼承性。時代雖然不同了，但是不同時代的文化並不是斷絕的，而仍然是有連續性的，我們要繼承中國文化歷代相『因』的『常道』，承認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在現時代仍然有其價值，這也是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一個前提。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經』是子、史之源，集是子之流衍，『經』處於傳統文化的根源和統率地位。『經者常也』，在經書中有中國文化、儒家思想的『常道』。我們傳承和弘揚中國文化、儒家思想的『常道』，那就應該讀經。

其次是應該如何讀經，這也是當前關於讀經討論的重點問題。馮友蘭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哲學史】中曾把中國哲學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子學時代』是先秦諸子各自立說，『經學時代』則是漢武帝以後至晚清，大部分著書立說者必須『依傍』經書，對經書作出訓詁解釋之後才能據經而立說。經學時代的思維方式是『經稟聖裁』，『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所立說者只是『詁經之說而已』。那麼，現時代的讀經是否要返回到以前的『經學思維方式』呢？我認為，時代不同了，我們對經書也要有一種新的認識。其實，在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之後，中國學界就已經有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此即『哲學』的思維方式。如王國維所說：『余謂不研究哲學則已，苟有研究之者，則必博稽眾說而唯真理之從。』『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苟儒家之說而有價值也，則因研究諸子之學而益明其無價值也，雖罷斥百家，適足滋世人之疑惑耳。』『聖賢所以別真偽也，真偽非由聖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聖賢立也。』有了這樣的思維方式，我們一方面對經書持尊重的態度，另一方面也要有所分析，有所參稽比較。經書中包含着中國文化的『常道』，但是經書中並不全是『常道』；經書中有『真理』，但是並非『句句是真理』。比如【禮記·內則】說：『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如果經書全是絕對真理，那麼中國的女性出門就和當今的伊斯蘭教婦女差不多，甚至還要更嚴格。

關於如何讀經，我認為還有以下幾點：

其一，青少年讀經要與現代學科教育相結合，我反對那種完全封閉式的『全日制讀經』。元代以後的科舉只立『德行明經』一科，又以八股文取士，這是中國逐漸落後於西方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同的是，宋代的大教育家胡瑗曾有『蘇湖之法』或『明體達用之學』，其設教有『經義齋』和『治事齋』，經義齋是『明體』，治事齋則是『達用』的分科教育，『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以求『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皇者大也，極者中也』）。朱熹晚年在【學校貢舉私議】中也有類似的思想。晚清的學制改革，廢科舉，興學校，將西方的近現代學科納入學制之中，當時亦把胡瑗的『蘇湖之法』和朱子的【學校貢舉私議】作為根據，這種改革實也符合中國傳統教育發展的邏輯。因此，今日之兒童讀經，應與現代學科教育相結合。如果採取完全封閉式的『全日制讀經』，則不僅誤人而且誤國。

其二，青少年讀經要與家庭教育相結合，我反對那種在偏遠山林中『出家』式的寄宿制兒童讀經。儒家傳統以孝悌為仁之本，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家庭教育實為個人修身成長的本源。又如錢穆先生所說，『中國人的家庭，實即中國人的教堂』。今日之兒童讀經，應把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相結合。如果採取那種在偏遠山林中『出家』式的寄宿制兒童讀經，則背離儒家傳統的重視家教，勢必使親情疏遠，對人情世故產生隔膜，不利於兒童的心理健康和學識、學養的正常發展。

其三，今日之讀經要借鑑傳統的讀經方法，而不應是那種強制性、機械式的所謂『包本背誦讀經法』。在儒家經典中，尊師重教莫過於【禮記·學記】，而【學記】也十分重視教學方法。如其特別重視『教學相長』，也就是教師與學生的良性互動，相互激勵，互有長進。『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這是對學生的要求；『教然後知困……知困，然後能自強也』，這是對教師的要求。『自反』和『自強』都必須在師生之間良性的教學互動中才能實現，而不是只一句『小朋友，跟我讀』所能實現的。【學記】還很重視學習的循序漸進，『學不躐等』，如說：『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朱熹說：『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斷句）便是學，辨志是所得處。他仿此。』可見，傳統的教學方法是主張學行一致，知行合一，把學識的不斷進步與德行境界的逐步提升密切結合起來。能夠『敬業樂群』『博習親師』『論學取友』『知類通達』等等，不是只靠『包本背誦』所能達到的。在『大成階段』，能夠『強立而不返』，即能夠堅持原則，有獨立的見解，有道德的操守，不隨意改變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這尤其可貴。【學記】還說：『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這是說在課內和課餘都有適當的安排，傳統的教學內容也豐富多彩，情趣盎然，並不是枯燥無味，使學生產生厭學情緒。【學記】又指出，學生有不同的心理素質，教師要『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這就是主張要『因材施教』。【學記】說：『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故君子之教喻也，道（導）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教學的語言要『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這就是主張啟發式教學，如孔子所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學記】重視教育方法，將其提升到『教之所興廢』的高度。【學記】說：『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對教師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願與輔導讀經的教師以及從事其他教育的教師們共誡共勉!（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