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河洛地区的畜牧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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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河洛地区（注：本文所论及的河洛地区采取学术界的通行观点，即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带，西临潼关、华阴一线，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晋南、河南的济源、沁阳一线为界。参见洛阳市历史学会和洛阳市海外联谊会编《河洛文化论丛》第一辑和第二辑有关论文（由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和1991年7月相继出版。）此外，《文史知识》1994年第3期“河洛文化专号”中有关论文也论及。）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农业是该区经济的主体，畜牧业只是作为其附属而存在。农业和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使两个行业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农业的发展为畜牧业提供了饲料，而畜牧业的发展则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肥料。畜牧业虽然在该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没有农业重要，但仍然是该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国营畜牧业的发展
　　河洛地区国营畜牧业发展很早，《世本》：“相土作乘马。胲作服牛。”作为部族首领所使用的马和牛，必然是国营饲养业的牲畜，因为当时国家已经产生了。《史记》卷24《乐书》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济河而西，马散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张守节《正义》：“桃林在华山之旁，此二处并是牛马放生地，初伐就此取之，今事竟归之前处。”说明华山之南和桃林（今灵宝市境）一带在周初已是放牧牛马的国有畜牧业基地，这些牛马不可能是野牲畜，因用野牛马是无法驾驭的，更不要说以之骑射打仗了。周时桃林一带作为国有牧场，还可以从下面这条材料得以证明。《山海经》卷5《中次六经》载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史记》卷43《赵世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正义》引《括地志》云：“桃林在陕州桃林县，西至潼关，皆为桃林塞地。”此说明周时桃林是著名的国有牧场。当时也存在着官营饲养业，秦穆公在位时，百里奚向他推荐蹇叔时说：“周王子颓好牛，臣以养牛干之。”（注：《史记》卷5《秦本纪》。）此即言东周王室有国营饲养业。到汉代河洛地区仍存在着国营畜牧业，汉武帝为抵御匈奴，大规模养马，调往长安的马有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注：《史记》卷30《平准书》。）西汉京师东边的旁近郡为弘农和河东，既然官府能从包括这两个郡在内的关中旁近郡调集“牵掌之卒”，说明这两个郡也有一定数量的牲畜养牧。而《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载，豫州“宜畜六扰”。《汉印文字征》记载该区的汾阴、陕县、虢县等都有养马机构。而据研究，汉代各郡国大都设有养马机构（注：高敏：《论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该区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官营饲养业，宣帝时，黄霸任颍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注：《汉书》卷89《循吏・黄霸传》。）邮亭乡官所喂养的鸡豚可能供给往来官员和官府所用，虽然其地域有限，但至少说明了当时该区存在这一现象。东汉时政治中心移至该区，这里的国营畜牧业较西汉发达。国营畜牧业可分为三个牧区，其一为河东地区。《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载，建武26年(50)，南匈奴归附，为表示汉政府对其重视，光武帝令“转河东米ｂèｉ＠①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河东地区可供牛羊36000头，说明国营畜牧业的规模较大。其二为河内地区。东汉初年，光武帝拜寇恂为河内太守，为了支援光武帝北征燕、代，寇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注：《后汉书》卷16《寇恂传》。）寇恂能在河内养马二千匹，即使无法肯定此处有国营牧场，至少也说明有官营养马业和适合马匹生长的自然环境。其三为洛阳周围地区。《后汉书》卷23《窦融传》云：建武十三年(37)，“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从“马牛羊被野”可以看出窦融这次举族内迁洛阳带来大量牲畜，这就为官营饲养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官营饲养业的发展使皇帝常以牲畜赐予臣下（注：《后汉书》卷79下《儒林・甄宇传》李贤注引《东观书》曰：“建武中每腊，诏书赐博士一羊。”可以为证。）。当时皇室有专门养马的马厩，安帝在永初元年(107)九月壬午曾下诏：“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注：《后汉书》卷5《安帝纪》李贤注云：“乘舆，天子所乘车舆。不敢斥言尊者，故称乘舆。见《独断》。”）此后，东汉政府又设置了一些新的养马厩，汉顺帝汉安元年(142)，“秋七月，始置承华厩。”（注：《后汉书》卷6《顺帝纪》。）李贤注引《东观记》曰：“时以远近献马众多，园厩充满，始置承华厩令，秩六百石。”可见承华厩的设置是因马匹增多而为之。到汉灵帝时，又增设了一个新的养马厩，《后汉书》卷8《灵帝纪》：“（光和）四年春(181)正月，初置＠②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李贤注云：“＠②骥，善马也。调谓征发也。”可见＠②骥厩是一个养殖良马的厩，在豪强则乘机大获其利。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后，灵帝“诏公卿出马、弩……；厩马非郊祭之用，悉出给军。”（注：《后汉书》卷8《灵帝纪》。）《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也记载皇甫嵩建议灵帝“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帝从之。”此反映出洛阳的马厩中养有大量的马匹。
　　两汉时中央政府主管畜牧业、饲养业的官员为太仆。《后汉书》卷25《百官志二》记载，东汉中央政府太仆之下设“未央厩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舆及厩中诸马。”其属员据刘昭注引《汉官》曰：“员吏七十人，卒驺二十人。”此外还有“长乐厩丞一人。”刘昭注引《汉官》曰：“员吏十五人，卒驺二十人。苜蓿菀官田所一人守之。”前揭文所言的丞华厩，有令一人，六百石。而＠②骥丞的级别及属员则不得而知。分布于河东郡与河内郡的畜牧业与饲养业有专门的“马丞”管理，这从该区出土的“虢县乌丞印”、“汾阴马丞印”、“陕县马丞印”即可得到证明。可知汉代各郡国大都有专门主管马匹饲养的机构与官吏，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套完整的马政系统（注：高敏：《论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