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第十八章
【原文】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譯文】
【解讀】
這一章在郭店簡本【老子】與之有著根本的不同。簡本云：『大道廢，安有仁義？六親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亂，安有正臣？』老子的本意應該是如果大道廢馳，如何有仁義可言？如果六親不和，如何有孝慈可言？如果國家昏亂，如何有正臣可言？也就是指出人們在思考『仁義』，『孝慈』，『正臣』這些道德觀念淪落的同時，要更加深入的思考，它們淪落的根本原因是不是因爲背離了『道』這一根本的原則。孔子也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義』，實質上也是在強調『道』、『德』更加根本的作用。從整個歷史和社會而言，仁義孝慈的淪落，恰恰就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從根本上違背了道，違背了德。所以不管孔子如何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道德的淪落是不可辟免的，孔子終其一生也無力回天。
那麼老子和孔子作古之後，天下進入戰國時代，整個社會的道義精神跌至了谷底，世事更加混濁不堪。那麼這個版本的【老子】所描述的恰恰應該就是當時的社會現實。此時大道已經徹底地被廢棄，社會上各種各樣的虛仁假義之說，故而能夠大行其道。所以【老子】認爲『智慧出，有大偽。』那麼這一句，是更早的【老子】中所沒有的。恰恰說明，老子當初『反智』的主張並沒有得到社會重視，人們對於智力的濫用更加是無復以加，陰謀詭計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同時也說明【老子】的修編者在這樣的世情面前有可能出現了更加極端反智的思想。統治者內部兄弟操戈，父子相殘，爲了權力和地位，六親不認，骨肉相煎。孝慈之說，故而往往被人們所屢屢提起。國家昏亂不堪，朝堂上才會出現忠臣。在郭店簡本中，此句作『國家昏亂，安有正臣？』所謂『正臣』者，就是輔正之臣，按照當時更古的制度而言，正是爲了防止國家的昏亂，天子權力是有限的，大臣的權力與後世相比要大得很多。如『伊尹放太甲』、『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從這些就能夠略見一斑。按照【尚書】的說法，『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也就是說，對於司法，文王都不敢過問和干預。所以，正是因爲古人的大臣往往有『正其君，校其失』的實權，所以國家往往不會陷入昏亂之用。也正是因爲當時君臣地位的相對平等，所以也沒有後來的所謂的『忠臣』之說。那麼，孔子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實際上，在更古而言，恰恰就是制止，防止。對君王失道之處，作爲大臣就必須加以制止，防止，那麼這個『止』就不是局限於極力勸諫，去職抗議。所以老子說『國家昏亂，安有正臣？』而不是說『忠臣』。
當然春秋時期的歷史，我們也能經常遇到『國人暴動』一說，實際上在春秋之時，在君主的廢立和國策的選擇上，大夫、士人、甚至工匠還是有一定的發言權的。但是這種民主遺風似乎在當時社會風氣下，也沒解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而且往往成爲當時貴族捍衛既得利益，阻撓和反對君主進行社會改革的工具。一些所謂的『正臣』，『忠臣』也不過空有其名。所以【左傳】云：『上思利民，曰忠。』把『利民』作爲忠的根本標準。按照【老子】邏輯，『大道廢，有仁義。』那麼後世所謂的『忠』，恰恰就是統治者『不思利民』，而只思利已的結果。用今天的話說，後來封建統治及其思想所提倡的『忠』就是『愚忠』。類似於『忠』含義會發生巨大的變異一樣，應該說，『仁者親親爲大，義者尊賢爲大』，『門內絕義，門外掩仁』這樣的仁義觀大行其道，恰恰就是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老子】指出『大道廢，有仁義。』實際上就是針對這樣的仁義觀出發的，那麼其所指出的問題，和簡本【老子】中『大道廢，安有仁義？』想表達的並無二致，只不過，『仁、義』二字的含義已經發生了變化。在【論語】中孔子所說的仁，含義要廣博得多。他只說『仁者愛人』又說『遍行五者於天下爲仁。』孔子沒有突出任何的血統觀念，反而強調君子『群而不黨』。正所謂『五族爲黨』，而『五族』恰恰又是指『五服之內親』。所以說，孔子的仁學，恰恰有突破血緣意識和鄉土觀念的傾向。而在【中庸》裡，『仁者親親爲大』這樣的觀點就十分明確地突出血緣意識和血統觀念。那麼可見儒家思想的發展對於孔子之說而言，是極大的退步和反動，甚至是在根本理念上的完全顛覆。基於仁義之說的嬗變，對於【老子】之說的流變，也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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