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回溯與前瞻

【瞭望】文章：漢學：回溯與前瞻

　　中國學術界對域外漢學的醒覺和關注，正使一種開放的、面向未來的、注重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對話式的漢學研究成為可能
　　

文/楊煦生

　　在世界文化地理版圖上，漢學（Sinology）可以說是一個頗為古老的、並且具備重大的文化功能和影響力的學科。

　　隨着中國國力的增強，漢學也日益進入國人的視野。

　　在國際學界，關於漢學的定義，歷來較難統一。德國第一個漢學教席的擁有者福蘭格（OttoFranke）的定義最為寬泛，故也從者眾多。他將漢學詮釋為是一門研究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學科。此外，流行於西方學界的比較約定俗成的定義，則是傾向於以對中國語言與歷史的研究為界標。這種傾向多少意味着在『永恆』的靜態中國的想象背景上，把漢學作為一種考古性的學科來對待。作為對這種傾向（古典漢學）的反動和發展，才有了後來的，特別是二戰以後的以社會史及文化問題為對象、以經驗實證方法為導向的所謂現代漢學和中國研究的勃興。古典漢學和現代漢學的一定程度上的分立，使漢學學科的自我理解成為一個深具意義的難題。

　　如果從日本的14～15世紀開始形成的傳統漢學計算，那麼這段地區性的歷史已足有七百年。如果從傳教士利瑪竇1582年入華計算，那麼這段有世界史意義的歷史已有四百餘年。這一非學院化的傳統，事實上成為歐洲漢學的主導流向。來華傳教士的關於中國的書信、翻譯及研究，影響了歐洲啟蒙運動、影響了重農學派、刺激了歐洲現代科層制度的形成，而且還引發了風靡歐洲上流社會的中國熱。這些無疑都為歐洲的現代性打上了無可爭辯的中國烙印。如果從1814年法蘭西學院設立第一個漢學教授講席計算，那麼，學院式的、專業化的漢學也已經走過了將近二百年的歷程。繼法國之後，俄、英、美、德設立漢學教席。在西方拉丁國家中，除法國外，意、西、葡的大學漢學相對不是十分強大，可它們擁有過傳教士漢學家的龐大隊伍。北歐國家雖然相對而言是漢學研究的後來者，可他們一方面承接法國學派的傳統，一方面結合既有的和平研究傳統，開闢了獨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美國雖然在專業漢學的教席設立上晚於歐洲學界，但美國漢學的興起卻有其獨特的國際政治背景——即二戰之後的全球戰略視野。正因此，漢學研究在這種語境中再也不一定是學院式的純粹從語言、歷史、思想文化出發的研究，進而漢學概念進一步拓寬而成為了『中國研究』（ChinaStudies）。從這段時間算起，在『中國研究』宏大概念的覆蓋下，對中國的全方位關注和探索也已逾半個世紀。

　　簡括地說，在西方世界，漢學經歷了遊記漢學（17世紀之前）、傳教士漢學（始自17世紀）、學院漢學（始於19世紀初）、中國研究（始於二戰之後）諸種階段，其中每一種早出的形態，都還在後起的不同形態中不斷地延續其身影。

　　當海外漢學在世界範圍內營構中國圖像、並以此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世界對中國的文化觀念乃至國家政策時，中國國內學界對海外漢學的關注也日益增長。自民國時期起，王國維、陳寅恪、胡適、陳垣這一代的中國學者，便對海外漢學投以巨大的關注。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種關注日益成為一種學術自覺。自90年代以來，各種以國際漢學為主題的雜誌、叢書、叢刊、譯着相繼問世。

　　所有種種，充分展示一個再也無法迴避的學術大趨勢——中國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經無法在中國學術界的境域中自給自足地循環下去。這也正是漢學在今天的中國精神語境中成為焦點話題的根本原因。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學術界新一輪的自我理解，是重新通過他者（不管是東方的鄰國，還是西方的異質文化）所構建的中國圖像來進行的。這裡，隨着中國學術界的主動介入，國際漢學的研究有望進入一種新的範式——這就是互動的、平等的、文化對話式的漢學研究或中國研究的興起。

　　漢學，就其主導傾向而言，是一門西方的關於中國、中國文化、『中國特性』（Chineseness）的學問。而數百年的漢學史，究其實質，首先是西方近代精神史自身的一組血脈，是一部由基督教文明發起的和中國文明的漫長曲折的對話史。西方學界在漢學的名義之下發生的與中國文化的相關性，其實一直折射着西方（或『東洋』）文化自我理解的一個曲折歷程。這部對話史，客觀成為近代世界思想史的一個重要側面。

　　中國學術界對域外漢學的醒覺和關注，正使一種開放的、面向未來的、注重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對話式的漢學研究成為可能。在此，『中國』是積極從事自我理解的價值主體。我個人認為，具備這種醒覺的漢學研究，才能與重新提上議事日程的國學研究互為表里相得益彰。在此，域外的漢學和中國語境中的漢學省思，才能一道融入對人類共同命運保持醒覺的精神事業。

　　楊煦生：德國圖賓根大學哲學博士。【國際漢學】叢刊副主編，【海外漢學書系】執行主編。現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