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與宋明理學的關係

四書與宋明理學的關係

儒學講究『內聖外王』。

內聖的重點，在心性之學，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外王的重點，在於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等，講修身、齊家、治國而平天下，

儒家的外王之學，經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古聖先賢的探究發揚，到漢代時，已經趨向成熟，

儒家的內聖之學，從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傳到孟子那裏時，傳不下去了，一下中斷了一千多年。直到宋朝理學的興起，儒家內聖這門學問，才得到復續，並逐漸趨向成熟完善。

因此，宋明理學從表面上看，似乎專於心性之學；但如果深入其中，就可以發現，它並非僅僅局限於心性之學的探究，而是貫通內聖外王，發展完善了儒學的整個思想體系。

這也決定了儒學的發展，在歷史上有比較明晰的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在孔子之前，從堯、舜、禹，一直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父子，可稱為原始儒學。

第二階段，為孔、孟時代。儒學在這一階段大放異彩，開始有意識地走向體系化。

第三階段，為漢代儒學。漢代儒學受子夏、荀子等人的影響，以董仲舒為代表，將儒家的外王之學推向成熟。

第四階段，為宋明理學。宋明理學，別稱宋明新儒學，它基本貫通了內聖與外王，使儒家的整個思想體系得以構建完成。

對宋明理學做出卓越貢獻的學者非常多，但概括起來，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宋代的朱熹，一個是明代的王守仁。

朱熹強調『格物』的重要性，可勉強稱之為格物派；王守仁片面地強調『格心』，可稱之為格心派，或心學派。

宋明理學有個鮮明的特點，那就是極為重視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在理學興起之前，【論語】雖然也是經，但屬於『准經』，比『正式的經』略低一格；而正式的經只有詩、書、禮、易、樂、春秋。

那時，【大學】與【中庸】，還僅僅只是【禮記】當中的篇章，沒有被獨立單列出來。而【孟子】只是『子』，尚在經的範圍之外。

而理學興起後，【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的地位迅速升起，被稱為『四書』；地位等同於『五經』。

甚至有人認為，『五經』屬於未經加工過的粗米，而『四書』是經過加工過的精米；有了精米吃，這粗米就可以暫且放一放。這等於說，學習儒家經典，首先要讀『四書』，至於『五經』反而次要一些，等學『四書』有了餘力，再學亦可。

為什麼在理學興起後，『四書』如此受重視呢？

這是因為理學主要是解釋『四書』的，理學的整個學說，都依附在『四書』之上。理學，實際可稱為『四書』之學，捨棄『四書』，理學就不能存在。

例如，朱熹的思想雖然博大，但其要旨主要凝結於【四書章句集注】之中；王守仁的思想，則主要凝結在【傳習錄】之中，而【傳習錄】主要依附的也是『四書』。

現在傳統文化復興，大家非常重視對『四書』的研讀，卻對宋明理學不很用心，這其實是一種相當錯誤的學習方法。

學習『四書』，必須同時學習宋明理學；如果不通宋明理學，就不可能真正讀懂『四書』，因為宋明理學就是『四書』的解釋學，而且是迄今為止最好、最完備的『四書』解釋學。

理學，核心思維是格物致知，這與近代歐洲萌芽的科學技術是同類的思維，只不過科學只局限於邏輯思維，而理學的思維多種多樣，如取象思維，如陰陽思維，如辨證思維等，理學反對的是感性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