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偽史抄襲中國歷史、竊據文明源頭
——『蘇美爾歷史』起源揭秘
諸玄識、董並生
西方列強在塑造西方中心論的過程中，最初在16-17世紀編造了古羅馬帝國的故事，其後在17世紀70年代到18世紀70年代，又虛構了古希臘文明，並將其奉為西方文化的鼻祖。期間，由於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天主教傳教士不斷將中國的信息傳入歐洲，造成歐洲基督教歷史觀的混亂。於是，為了維護其『聖經歷史編年』的合理性，於是又開始虛構『古埃及』、『古巴比倫』乃至『兩河流域古文明』的歷史。這就是東方主義的發端，其目的是為了抵消中國歷史對西方社會所造成的思想衝擊，同時維護其在全世界的殖民利益。
在虛構古羅馬帝國、古希臘『古典文明』以及東方主義的古埃及、兩河流域『古老文明』的最後時段，西方中心論製造者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文化十字軍』運動，編造出一個全面超越中華文明的『人類第一文明』，這就是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展開的——『蘇美爾文明』的考古造假運動。
本文旨在揭露『蘇美爾騙局』（Uncovering The Sumerian Hoax）的真相。
一．『蘇美爾文明』不具備可信性
『蘇美爾文明』指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古文明，其範圍大約在底格裏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的兩河流域。
我們已經充分揭示，所謂古老的『埃及文明』出於歐洲學者們的集體虛構。儘管如此，對於『古埃及』概念來說，在19世紀的尼羅河流域還可以見到許多『古代遺蹟』；而在兩河流域，作為歐洲冒險家的旅遊者們，除了見到一望無際的平原以及平原上的幾座土山丘之外，見不到其它東西。正是在這樣的地方，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西方的語言學家及搜尋古董的學者們竟然『發掘』出了一個消失已久的『古代文明』世界……
『關於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發現，甚至更加動人聽聞。在尼羅河流域還一直可以看到已經消逝的偉烈豐功的無數遺蹟，而美索不達米亞則遼遠而又不易到達，冒險的遊歷者除平原上的幾堆土山外，找不到什麼東西。一個消逝了的世界，又是由於語言學家和發掘者的共同努力而被發現了。』
這些所謂的『語言學家』與發掘者都有相關專業的學術背景嗎？沒有。這一領域的開創者是一些毛頭小伙，其職業多為殖民軍人或海外殖民外交官。
（一）『蘇美爾文明』概念出籠的經過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好生了得
『這一文明對推動人類的進步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一地區孕育了許多世界之最：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最早的議會制度雛形；最早的國家行政學院；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灌溉農業，開展了人類最早的對外貿易，實踐了最早的封建租佃制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了人類最早的公司形式，最早的職業經理人，最早的股權激勵形式；誕生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學校，最早的圖書館；出現了第一次社會改革，第一部法典，第一部法律判例，第一部農人曆書，第一部藥典；產生了最早的宇宙觀，最早的倫理觀，最早的人本觀，最早的科學知識；流傳着最早的史詩與神話，最早的寓言，最早的諺語和格言，最早的愛情詩，最早的【聖經】故事原型等等。』[ii]
一個年輕人『發現了』古巴比倫
『重新發現』巴比倫的是一個名叫克勞狄烏斯•詹姆斯•裏奇（Claudius James Rich，1787-1821年）的法國年輕人。他出生的在法國東部的城市第戎（Dijon），在布里斯托長大，自學了突厥、波斯、阿拉伯、希伯來、敘利亞文以及中文。17歲時在英國東印度公司軍隊做見習生，後來曾在開羅擔任英國在地中海地區總領事，之後擔任英國駐巴格達的常駐代表。裏奇於1811年首次訪問巴比倫，遊覽觀光了10天。他描述並觀測了緊挨幼發拉底河的方圓大約2.5英裏的一處廢墟。[iii] 這就是『重新發現』巴比倫的最初情況。
『只有從學者們能夠對於在兩河流域地區所發現的銘文和古物加以科學研究的時候起，對於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各族人民的歷史和文化的真正研究才算開始。最初的各次發掘是包塔在19世紀中葉開始的，他僥倖地在霍爾薩巴德發現了亞述王薩爾貢宮殿的廢墟。1845年到1851年間，賴亞德所進行的多次發掘收穫特別大。他發現了亞述的首都卡拉赫和尼尼微的廢墟。……具有特殊歷史價值的是賴亞德在亞述宮殿廢墟發現的銘文。拉薩姆和斯密斯繼續賴亞德的工作。他們的發掘給亞述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iv]
值得注意的是，裏奇到訪巴比倫廢墟、重新『發現巴比倫』時年方24歲，是一名年輕的供職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官員，並非什麼考古學家。他在17歲前自學多種外語、包括中文的簡歷，令人難以置信。
『亞述學』開創者為士兵或官員，並無專業學養
更有甚者，創立作為『蘇美爾文明』基礎的『亞述學』並非學者，而是歐洲海外殖民軍隊的士兵以及外交官們！他們處理學術問題，就好像在執行軍事任務一般，保證完成任務，於是就真的開創了這門考釋楔形文字的『大學問』。『在幾十年熱衷於考古發現和識讀碑銘的浪潮當中，一些士兵和外交官對學術研究如同處理軍事問題一樣執着，結果是他們發明了亞述學。』[v]
『公開發表的報告有一個直截了當的標題【根據外交部的指令和法蘭西研究所的指示遊覽波斯】。因此，在西亞的第一個大規模發掘活動出自兩個政府公職人員之手這一點也不令人感到意外，這兩個人就是法國人保羅?埃米爾?博塔（Paul Emile Botta）和英國人奧斯坦?亨利?萊亞德（Austen Henry Layard）。正是這兩人將世界的注意力引向美索不達米亞的考古財富。』[vi]
對亞述首都的『考古』發掘
美索不達米亞考古的有效開展，始於奧斯坦•亨利•萊亞德（1817-1894）及其對尼尼微的發掘。
萊亞德生在巴黎，長在瑞士和意大利，16歲時到倫敦學習法律，一學6年。1839年，他動身前去錫蘭，中途在君士坦丁堡英國大使館找了份工作，在該地工作了兩年。期間，英國大使斯特拉福•坎寧因博塔發掘赫爾薩巴德的成功激起了對古物的興趣，於是發起資助萊亞德首次發掘尼姆魯德（1845年）。
按照20世紀的標準，這些發掘是極端原始的。無論對於萊亞德還是博塔而言，發掘的目的無非是想得到能再起國家博物館內的展示的古建築上的雕像和牆壁上的浮雕。大批工人沿着宮殿的牆壁儘可能快速地挖掘探溝或隧道，所有易碎的物品——石灰石和金屬器物以及泥灰牆上的壁畫——只要一暴露到空氣中，便立即蛻變分解。
1847年，萊亞德開始將他發現的文物運往英國。1848年10月這批珍貴的貨物抵達倫敦，隨後在大英博物館展出。
這時，釋讀楔形文字的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考古重點也從發現藝術品轉為尋找古文獻和銘文。萊亞德對尼尼微的辛納赫裏布王宮進行廣泛發掘，找到了王室圖書館的大部分遺存，發現了幾乎有3公裏長（2英裏）、帶有71個房間和門廳並飾有浮雕的牆壁。這座圖書館收存了難以計數的一時難以理解的泥板文書，後來才知道它們是有關亞述宗教、文學、政治詳情的重要史料。
不到10年時間，博塔和萊亞德便發現了亞述三個首都的遺址，即赫爾薩巴德、尼姆魯德和尼尼微。[vii]
『蘇美爾』概念的來歷
以上所述就是『亞述學』的緣起。而亞述學為所謂的『蘇美爾文明』提供了支點，其關鍵在於楔形文字的『識讀』（猜謎）。首先，『蘇美爾』一詞就是來源於對楔形文字『識讀』的結果。
『古希伯來人和古希臘人把蘇美爾地區當成巴比倫，即操塞姆語的巴比倫人的故鄉。……早期出土的大部分楔形文字文獻，都以現在被稱為阿卡德語的塞姆語寫成，因此，塞姆人被認定為蘇美爾地區的原住民和楔形文字的發明者。而隨着對這些文獻研究的日漸深入，人們發現文獻上的楔形文字並沒有某些塞姆語所特有的語音符號……
1869年，法國學者朱利斯•歐佩爾特（Jules Oppert）在法國古幣和考古學會人種和歷史學部發表演講，提出講這種奇怪語言的民族的名稱，可以在記述早期統治者的銘文中發現。在銘文中，這些統治者被稱為「蘇美爾和阿卡德之王」。他推論，既然阿卡德肯定是指一處屬於塞姆人的土地，那麼蘇美爾就應是指一處非塞姆人的土地，而其居民——蘇美爾人——則是楔形文字的發明者。他第一次把發明楔形文字的非塞姆人及其語言命名為「蘇美爾人」和「蘇美爾語」。』[viii]
（二）楔形文字的『識讀』方法屬於『猜謎』
西方學界對『楔形文字』的釋讀缺乏科學性
對古巴比倫楔形文字的『釋讀』與對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譯一樣，是西方學者們在十九世紀開始的。與其說是『釋讀』、『破譯』，不如說是『猜謎』，而『找到』破譯這些文字『鑰匙』的人，實際上並不是什麼學者、大多是些二、三十歲的愣頭青。
法國人商博良是『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人，當時32歲（1822年），『破譯』方法為『猜謎』；首位『破譯』西亞楔形文字的人是德國人，名叫格羅特芬德，當時27歲（1802年）；而英國人羅林森在25歲（1835年）時、又一次獨立『破譯』了楔形文字。商博良開始研究古埃及學時據說是年僅十一歲的兒童。整個學術界對於『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就建立在這樣一位法國小伙子『猜謎』的基礎之上。
格羅特芬德是德國一名中學數學教師，據傳有一次打賭說他能夠破譯古波斯楔形文字，然後琢磨一下就『破譯』出來了。羅林森既不是學者、也不是教授，當時只是一名被派往波斯的英國年輕軍官，出於一時的興趣就輕而易舉地『破譯』了古波斯與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並將其譯文及論文發表於【皇家亞洲學會雜誌】。19世紀這兩位歐洲青年，在文字學『形、音、義』三要素中，只顧及字音，模擬假定『音值』，通過與偽書【希羅多德歷史】中若干人名的發音進行比對，用『破譯』或『猜謎』的方法，將消失了千年、乃至幾千年的三種古代語言或方言準確、無誤地完全揭示出來，形成了近代西方的『東方學』基礎。
然而，以中國學術的標準來衡量，建立在這樣基礎之上的『東方學』可信度甚低；同時，【皇家亞洲學會雜誌】是西方早期『東方主義』的刊物，是為英國殖民政策服務的工具，缺乏學術性、不足為憑。[ix]
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如何釋讀？
『破譯』楔形文字源於德國一名中學數學老師的一個賭注。
『人們一定難以相信，首先破譯楔形文字竟是源於一個賭注，不過，這是千真萬確的。……當初，商博良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時，他還能從小小的圖形中有所領悟，而破譯楔形文字就難多了。19世紀中期後，博塔等人發掘的大量文物，給提高譯解技藝提供了條件。然而，在破譯楔形文字方面第一個邁出決定性步子的人，卻是德國的一個叫格羅特芬德的中學數學教師。他譯解楔形文字並非出於學究的好奇或學術的衝動，而純粹是為了打贏一個賭。
1802年，也就是格羅特芬德27歲時，有一天他突發奇想，認為自己能夠找到解讀楔形文字的鑰匙。當時他正和幾個朋友一起喝酒，便對朋友說，用他的預感打了一個賭。而他當時手頭唯一的資料，是幾份波斯波利斯銘文的蹩腳摹本。經過一段時間苦苦鑽研，格羅特芬德破譯了波斯波利斯的起首10個字母，解開了當時最淵博的學者也無從解開的難題。』 [x]
『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難得多
『辨認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困難得無法相比。成功的第一步是漢諾威高等學校古典學術教授G.F. 格羅特芬德（1775-1853）獲得的。他大膽地用奇妙的組合的辦法，於1802年在尼布爾原件上認出了大流士、喜特塔斯皮和澤爾士這三位國王的名字，並發現11個最簡單的、即波斯文的書寫體的正確含義。』 [xi]
越難的東西、西方人破譯起來反而越簡單，破譯者的年齡也越年輕！
G.F.格羅特芬德『破譯』楔形文字的方法
『首先，格羅特芬德確定，楔形文字的確是文字而不是飾品。接着，他通過古希臘史學家的著作初步了解古代波斯的歷史，已知波斯統治者居魯士在公元前540年前後滅掉了巴比倫，為建立一個強大的波斯王國掃清了障礙。格羅特芬德認為根據這一史實可以作出推斷，銘文摹本中至少有一欄文字代表統治者的語言。此外，有一組記號和另一組單獨的記號經常在文中出現，他推斷這一組記號可能代表「國王」這個詞，而那個從左往右上方斜引的單獨記號，可能是個分字符。這些推論因在其他銘文中有類似發現而得到了驗證。
當時，他還不清楚銘文該叢哪個方向讀，是從左到右，還是從右到左？是從上到下，還是從下到上？但他很快發現大部分楔形文字的尖端不是朝下，就是朝右。兩個楔形文字相交構成的角總是朝右開放。因此，他斷言楔形文字應該從左往右讀。當時只有一個歐洲人接受這一觀點。
……當時他手頭上的文字資料是從紀念碑上摹寫下來的銘文，於是他暗自思忖：紀念碑上某些文字的書寫方式，一般是常年不變的，比如他家鄉墓碑上「長眠於此」幾個字，就是他的祖父、曾祖父輩已經使用，而他自己的子孫也還要使用下去的。因此，新波斯時代紀念碑上的某些銘文，如引語或祝語等，應該可以在古波斯的紀念碑上找得到。
在這裏，格羅特芬德充分使用了數學的邏輯思維，他先假定一組反覆出現的楔形文字代表「國王」一詞，那麼第一個字應該是國王的名字，而且後面必然有一行斜行楔形文字作為分字符，下面的兩個字中必會有一個代表「國王」。「國王」這個關鍵詞，可以根據其反覆出現的次數來加以識別。他注意到幾乎所有的銘文中，在每一欄的開端，同一組楔形文字只有兩種變體。根據他的推論，這組文字裏應該有國王的名字。這種一致性是否意味着所有的銘文只談到兩位國王呢？根據古典套語的習慣，很可能他們之間存在父子關係。因而格羅特芬德按自己的理論演繹了下列圖式：
X（國王），Z之子；
Y（國王），X（國王）之子。
正是根據這一推論，格羅特芬德成功地譯出了楔形文字的最初幾個字母，破譯了波斯國王和亞塔薛西斯的名字。
【波斯國王大流士的古波斯銘文】格羅特芬德譯為：
大流士，偉大的皇帝，眾王之王，諸國之王，胡斯塔普斯之子，阿黑明尼的王朝的皇帝，是建這座宮殿的人。
格羅特芬德在其著作中回憶這段過程時寫道：我確信，應該從亞凱梅尼狄亞王朝去找這樣兩位國王……我開始檢索歷代國王的名字，瞧瞧哪兩個最與銘文的文字相符。他們不可能是居魯士和岡比西，因為銘文上兩個起首的字母不同；也不可能是居魯士和亞塔薛西斯，因為文字從字形上來看，第一個太短，第二個則太長。看來可供選擇的只有大流士和薛西斯了，它們看來和銘文一拍即合，我於是斷定摸對了門道。這是由於在提到兒子時，父親的名字邊上有表示國王的記號，但在提到父親的世系時這個符號就不見了。所有波斯波利斯的銘文都證實這一看法是正確的。
……我們要特別肯定的是，格羅特芬德在破譯古波斯楔形文字上的成就，為兩河流域出土的種種楔形文字提供了解讀的鑰匙。』 [xii]
如此破譯法、如此想當然！海外奇談、無出其右者。在這裏，歐洲人隨意的學術態度曝露無遺……
羅林森25歲開始『破譯』楔形文字、方法與格羅特芬德不謀而合
『羅林森1835年在埃爾萬德山上第一次看到楔形文字銘文，後來就開始抄錄引人矚目的貝希斯敦銘刻上那些可以抄下來的部分。羅林森在對歐洲這方面的研究進展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在抄錄這些銘文時，收集到一份符號表，並尋找專有名詞。他想出的辦法和格羅特芬德想的那個辦法一模一樣，他讀出的頭三個名字也是大流士、澤爾士和喜斯塔斯皮，這簡直是歷史上最出奇的巧合之一。就這樣，打開波斯楔形文字的鑰匙已找到兩次。』 [xiii]
羅林森是在波斯工作的英國年輕人，他又一次找到打開楔形文字的『鑰匙』……
羅林森爵士被稱為『破譯』楔形文字的『商博良』
在波斯工作的英國年輕人亨利•克雷齊克•羅林森（1810-1895年）被稱為『譯解楔形文字的商博良。』 [xiv]
羅林森『不是大學裏的學者，也從來沒有當過教授。他17歲時便作為東印度公司僱用的一名青年見習軍官遠航印度尋求前程了。……在1833至1839年間他在波斯為波斯王訓練軍隊。』 [xv]
羅林森爵士的另一頭銜——『亞述學之父』
另一種說法：羅林森接觸楔形文字是在27歲（1837年）的時候。
『英國人亨利?羅林遜，他成功地破譯了美索不達米亞語。他的突出成就使他榮膺了「亞述學之父」的美稱。羅林遜出生於1810年，1826年到英國東印度公司服兵役。1833年以少校身份公赴波斯。1837年的某一天，他來到比希斯敦村莊，波斯人稱這裏為巴基斯坦納，意思是「眾神的居住地」。這裏自遠古以來就有一座陡峭的雙峯大山，被稱為「神仙洞府」，從伊朗通往古巴比倫的古道就從山下經過。大約在兩千多年前，波斯國王大流士曾下令用三種語言在岩壁上刻上浮雕和銘文，以紀念他本人的豐功偉績。在這幅著名的浮雕上，偉大的大流士倚弓而立，右腳踩在反叛者戈瑪塔身上，國王后面有兩位佩有箭筒、手持弓和長矛的波斯貴族。他的前面有九個在瑟縮顫抖的「反王」，腳被捆住，脖子上拴着繩索。圖像的邊上和底下有14欄文字，分別用波斯語、蘇美爾語和蘇薩的方言記述了大流士的武功。當時，羅林遜被這陡峭石壁上刻着的文字和雕像深深吸引住了，他冒着生命危險攀上石壁，抄錄了所有碑文並開始研究楔形文字。他在完全不了解格羅斯芬德的研究成果的情況下，用一種與格羅斯芬德十分相似的手段，譯出了三個波斯國王的名字，用英語寫出來是，Darayawaush（大流士）、Khshayrsha（赫沙雅夏）、Vishtaspa（維希塔斯巴）。』 [xvi]
後來他又破譯了另一種楔形文字，這就是蘇美爾語，也是古巴比倫語、亞述語，並編了一套『學習指南』和『詞典』，因此被學術界尊為『亞述學之父』。
東方學的基礎——建立在楔形文字『猜謎』的方法之上
『由于格羅斯芬德、羅林遜等人的傑出貢獻，楔形文字這一語言之謎逐步被揭開。此後，學者們繼續採用由近及古的方法，對照古波斯文，最終將兩河流域最古老的蘇美爾人創造的楔形文字釋讀成功。楔形文字的釋讀成功，為人類打開了認識兩河流域數千年歷史和文化的大門。在此前後，考古工作者在這一地區先後發掘出幾十萬塊用楔形文字寫成的泥板文書。通過對這些泥板文書的解讀和研究，人們才知道，兩河流域是人類文明的最早發祥地之一。』 [xvii]
就這樣，整個『兩河流域文明』的發現與研究，建立在一位德國中學年輕數學教師酒後的一個賭注以及一位在波斯服役的英國青年的獵奇興趣之上……
兩個19世紀的歐洲青年，通過與偽書（希羅多德【歷史】）的對比，在文字學要素『形、音、義』只存在音的情況下，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消失了千年、乃至幾千年的三種古代語言或方言，用破譯毋寧說是猜謎的方法，完全準確無疑地揭示出來，形成近代以來西方的『東方學』之基礎……
當時許多學者對這樣的『釋讀』並不相信
『巴比倫楔形文字的釋讀工作進展得如此順利，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令世人震驚。許多學者對羅林森和興克斯的研究持懷疑態度，有些人甚至展開攻擊，把他們的成果誣衊為偏見和毫無價值。』[xviii]
如此『釋讀』何以服眾？
『1857年是非常值得牢記的一年。在這一年，英國數學家、業餘東方學家塔爾博特 [xix] 翻譯出了一份亞述王提格拉帕拉沙爾一世的銘文，於1857年3月17日寄給了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並建議學會邀請羅林森和興克斯各自獨立翻譯此銘文，以便把三篇譯文進行比較。此時歐佩爾特恰好也在倫敦，所以學會也向他發出了邀請。皇家亞洲學會安排五位專家組成的專門委員會對塔爾博特、羅林森、興克斯和歐佩爾特的四篇譯文進行評議，結果表明四篇譯文大致相同。這一研究終於得到了權威學術機構的正式承認。這門語言後來被正式命名為阿卡德語。一門新的學科——亞述學宣告誕生。羅林森由於在釋讀楔形文字方面的突出成就，亦被尊稱為「亞述學之父」。』[xx]
這裏，兩位業餘愛好者羅林森、塔爾博特，再加上天才學者愛德華•興克斯以及語言學專家歐佩爾特，四個人進行一次獨立翻譯相互比對的方法，核對結果，判定該釋讀方法的正確。不能服眾該怎麼辦，於是想出這麼一個利用權威機構進行評判的方法。
有沒有作弊的可能性呢？關鍵是這樣一個殖民當局的學術權威機構——大英帝國『皇家亞洲學會』的公信力如何。
大英帝國殖民學術機構缺乏公信力
這裏我們順便爆料，就連被尊為『人類偉大科學家』的英國皇家學會會長艾薩克·牛頓（1643-1727年）爵士本人，都存在嚴重的造假問題，完全沒有公信力。何況其殖民機構『皇家亞洲學會』？
就憑這麼一個大英帝國『權威機構』的裁決，於是就堂而皇之地通過學術研究的名義，將楔形文字進行分類排隊，列出所謂的埃蘭語、胡裏語、赫梯語、阿拉米語、烏加裏特語、烏拉爾語、阿卡德語乃至『蘇美爾語』的譜系，並將『蘇美爾語』的年代向前推、說成是人類社會最早的書面語言……
『破譯』蘇美爾語？
『隨後，羅林森等人又基本破譯了蘇美爾語，並因此產生了「亞述學」的分支——蘇美爾學。
亞述學和蘇美爾學的誕生使得大量的楔形文學原始文獻尤其是阿卡德語文獻得到了整理、拉丁化轉譯和翻譯，而文獻整理和翻譯工作反過來又極大的促進了亞述學和蘇美爾學的發展……』[xxi]
按照成說，『楔形文字是蘇美爾人創造的，後被阿卡德人繼承，並發展為巴比倫語和亞述語，又由巴比倫人和亞述人傳給波斯人等周邊民族。然而，解開楔形文字之謎卻恰恰要沿着相反的方向進行。具體地說就是，屬於印歐語系的古波斯楔形文字的識讀成功是打開阿卡德語（巴比倫語和亞述語）迷宮的鑰匙，阿卡德語的識讀成功又為解開人類最古老的文字——蘇美爾文之謎奠定了基礎。』[xxii]
這種說法實際上說不通。首先讓我們看一下，『蘇美爾語』究竟是怎樣一種語言呢？『在詞彙、語法和句法上，蘇美爾語自成一格，和任何其它現存或已死的語言都沒有關係。』[xxiii] 換句話說，這種語言既不屬於印歐語，也不屬於閃含語，如何可能通過印歐語或閃含語的語音對應進行『釋讀』呢？
我們知道，西方諸語言的書面形式為拼音，本質上是一種拼音字母文字。對於一種死了幾千年的語音現象，通過用後來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拼音進行對照，是不可能將那種已死的語音現象進行復原的。如上引文所述，所謂的蘇美爾語，既不同於現存語言中的任何一種，也不同於已知死去文字的任何一種，因而更加不可能通過語音比對進行釋讀，佛經所謂『言語道斷』是也。
也許正因為如此，那些破譯楔形文字或者如破譯古埃及文字的始作俑者，都是些沒有學養的毛頭小伙，或者說是年輕的軍官和外交官，因為『破譯』那些已死的拼音文字的任務，是來自殖民軍隊的命令或殖民政府的行政指令……
（三）蘇美爾及巴比倫考古遺址可靠性極低
巴比倫『古文明』是一個19世紀晚期之後的概念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支撐『巴比倫古文明』的核心物件【漢謨拉比法典】是20世紀初『發現』的，『巴比倫古文明』與【漢謨拉比法典】的『發現』關係密切，可以說正是【漢謨拉比法典】的『發現』、證明了一個『巴比倫古文明』的存在。
『從發現記載洪水的圓柱形土器以來，再也沒有象【漢穆拉比法典】的發現那樣轟動全世界；法典是在1901 年由雅克•德•摩根在蘇薩地方發現並由雪爾譯出的。這塊閃長岩石高八英尺，刻有二百八十二條法律。這個法典象摩西法典那樣緻密，突然展示出一個複雜而又精美的古文明。在逐出埃蘭人以後，漢穆拉比，即巴比倫第一王朝的最大統治者，合併北方和南方，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他希望實行統一的法律，所以頒佈了冠上他名字的法典。』 [xxiv]
【漢謨拉比法典】石碑的真實性值得懷疑
一位名叫雅克•德•摩根的法國人於20世紀初（1901年12月）『發現』了一件『世界級文物』，即舉世聞名的【漢謨拉比法典】石碑。該法典碑刻為楔形文字（一種斷絕了的古拼音字體），據說距今年限約3700年前，使用語言為古巴比倫語（早已失傳），釋讀方法也是『破譯』（而非考釋），可『釋讀』比例達百分之百，現代人能夠毫無障礙地釋讀幾千年前、完全不同語言並且久已失傳了的殘碑，其中文字3500行、法律條文282條，對刑事、民事、貿易、婚姻、繼承、審判制度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從其所『記載』的內容來看竟然是19世紀的觀念（概念體系），而且該石碑是反映『古巴比倫文明』經濟與社會狀況的唯一記錄……
從上述情況，我們可以大致領略所謂『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及西亞楔形文字的性質。以考古學常識來說，普通人一看也知道【漢謨拉比法典】是假古董，歐洲學者們硬要將其說成國寶，實在匪夷所思。當代美籍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義德揭露了西方近代『東方主義』的實質：出於殖民利益的需要，19世紀西方學者們通過『編定文本』的方法、虛構了概念化的『東方世界』，目的是為了支配與控制東方世界各民族。『東方歷史』在歐洲原來可以被『如此這般』猜謎、破譯、杜撰出來……[xxv]
【漢謨拉比法典】的基本特徵
1．材質、形狀：黑色玄武岩柱
2．尺寸大小：高2.25米，上周長1.65米，底部周長1.90米
3．石碑內容：上方為浮雕像，下部刻着法律條文
4．物件性質：世界級國寶
5．發現者：法國人
6．發現地點：伊朗西南部一個名叫蘇撒的古城舊址
7．發現時間：20世紀初（1901年12月）
8．距今年限：約3700年前
9．使用文字：楔形文字（用阿卡德楔形文字刻寫）
10．使用語言：古巴比倫語（早已失傳）
11．行數條數：文字3500行、282條
12．釋讀方法：破譯（而非考釋）
13．楔形文字辨認難易度：比埃及象形文字難度大得無法相比
14．可釋讀比例：百分之百
15．概念體系：十九世紀當時的法律觀念
什麼世界級國寶？！
20世紀，一位法國人，發現了以一種失傳了的語言，採用一種斷絕了的古拼音字，記載着3700年前的法律的石碑，現代人卻能夠毫無障礙地完全釋讀，該石碑反映的卻是19世紀的觀念（概念體系）……
外行人一看也知道是假古董，而中國學術界卻將其奉若神明……
儘管加拿大溫莎大學的歷史學家貝特曼提出了『關於漢謨拉比法典的十個不可信』（10 Incredible Facts About The Code Of Hammurabi），[xxvi] 但他和其他的質疑者都沒有找到這個『考古發現』純屬造假的證據。不過，我們換個角度來看，也許就會豁然開朗、真相大白？
巴比倫衍生於聖經神話，而【聖經】則是中世紀中後期偽造的，[xxvii] 其成書是在印刷術西傳之後，它的內容除了往昔傳奇之外，又被增添了現代東方哲理（基督教哲理中國源）；[xxviii] 尤其是【聖經】的時間概念（聖經編年）是在17世紀，被斯卡利傑等人按照中國編年史及其計算方法設計出來的，其中『公元前』（B.C. 或 ante Christum）是17世紀中葉才有的。[xxix] 由此可見，哪裏會有作為『文明古國』的巴比倫呢！
進而言之，巴比倫這個『文明古國』騰空出世，是在16世紀後期；它是由神職學者安尼烏斯（Annius of Viterbo）按照【聖經】虛構出來的。[xxx] 安尼烏斯一共虛構了17部假歷史，其中包括曼涅托（Manetho）之『古埃及史』和波洛修斯（Berosus）之『巴比倫史』；旨在『演義』聖經神話，說的是大洪水後的倖存者傳播『文明』的故事。安尼烏斯虛構的『巴比倫史』的時間跨度是43萬年，與當時正統神學所說的『創世紀』僅在幾千年前，發生了嚴重衝突（這也是安尼烏斯很快變得『臭名昭著』的主要原因）。但過了一個世紀，斯卡利傑把他自己曾唾棄安尼烏斯的『垃圾文字』，撿起清理，歸入『正史』；[xxxi] 因為斯卡利傑已經按照中國歷史設計出『聖經編年』及其所統攝的『異教史』，由此構成了西方的『普世歷史』。到了19世紀，如此『聖經神話—安尼烏斯—斯卡利傑之巴比倫史』，得到了受共濟會操縱的『近東科學考古』所印證。
再從『法』的角度來看。『立法』或『法治』在西方是現代現象，它是儒家的人本人文主義在歐洲啟蒙運動中戰勝神權神約的結果；並且還需要這樣一個客觀的必要條件，即：『海洋地緣』和『全球性生態』來紓解它的原罪這一客觀條件，否則的話，『原罪』聚爆於內，完全是非理性的。
在近代以前，唯有中國及中華圈是『人的社會』，因而存在着『人的自我管理』（人自己處理各種關係），這才可能有法律（法典）；在傳統中國是『德治』（人民道德自覺）為主，法律兼備而輔助（亂世用重典）。『人的社會』開始於【易經】，所以在17-18世紀，白晉和萊布尼茨都主張，伏羲是『普天下的立法者』（universal lawgiver）。[xxxii]
之所以近代以前的中國是『人的社會』——『人參天地、事在人為』，是有其客觀原因的：中國的地理及生態環境是『自然對人的適度挑戰』，故而，人有一定的『自主空間』。但這樣的條件在1492年之前的『泛西方』並不具備。在中國以北、以西，自然對人的挑戰實在太大，以致不用最無情、最愚昧的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來窒息『人的有為』，則不能保持其起碼的『存在』。由此，近代以前的泛西方（包括『近東』），只有『神約』，它不允許『人的自我管理』（人處理各種關係）；這樣，法律、法典或法治以及一切自然法及社會法都無從產生。更何況被西方杜撰的『古巴比倫』是神與祭司的社會，如果再有世俗法律的話，那不是自相矛盾嗎？
結論是，現代早期的西方學者按照他們的想像和憧憬偽造了其傳統、歷史和古代法典（羅馬法和漢謨拉比法典等）。例如英國哲學家休謨就不相信歷史，他認為西方古代是按照現代人的想像編造出來的。他說：『如果我們要想知道古代希臘和羅馬，我們只要研究法國人和英國人即可，因為……歷史絲毫不能告訴我們任何新的或陌生的東西。』 [xxxiii]
兩河流域考古遺蹟偽造方法舉隅
——拿13世紀阿拉伯文物冒充5000年前『蘇美爾文明』
半發掘、半偽造兩個最古老的『近東文明』（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它所發掘的，或是『史前文明』的殘跡，或是絲綢之路的遺物，都被拿來佐證『古老文明』，例如：
考古學家伍利（L.Wooley）披露，我們所見的大量的被歸於古代王朝系列的文物，是和考古實情相矛盾的。讓我們舉一個具有代表性例子來說明。人們被告知，一個最古老的蘇美爾皇家墓群被發掘，其建造時間是，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但伍利教授，從陪葬品中的黃金香水器皿斷定，它是阿拉伯起源，屬於第13世紀早期的文物……。 [xxxiv]
西方大量偽造證據，致力於兩河流域考古學，原來是出於維護西方中心論的目的……
如上所述，整個『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概念，就建立在完全不靠譜的所謂楔形文字的『識讀』、偽造考古文物（如【漢謨拉比法典】石碑）及指鹿為馬（指13世紀阿拉伯的遺址為5000年前蘇美爾文明的遺址）的方法之上。
『考古學十字軍』運動
大約兩百年前，『西方編年史之父』——約瑟夫•斯卡利傑（1540-1609年）利用其所掌握的中國歷史知識，以中國歷史年代為基礎編造了西方歷史的年代學。其中關於19世紀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敘事在17世紀之前就已經規劃好了。
原來，『世界偽史』的始作俑者就是這位16、17世紀之交的法國神學家斯卡利傑。斯卡利傑的主要著作有：【時間校正篇】（1583）及【年代學寶典】（1606）等，抄襲中國歷史年表，憑空編排了西方世界歷史的年代序列。[xxxv]
換句話說，斯卡利傑把他所收集到的大量神話和偽造的材料，充當『正史』；竟然在兩百多年之後被『科學考古』都證明都是『真的』。這怎麼回事？難道斯卡利傑是『先知先覺』？
斯卡利傑『弄假成真』的成功原因是：19世紀西方中心論、帝國主義列強和共濟會三者合流，對近東地區展開了『考古學的十字軍』運動，掀起了用科學手段偽造西方的『東方古老文明』的新高潮。
換言之，迦勒底-美索不達米亞（蘇美爾、阿卡德、巴比倫、亞述和赫梯等）成為『人類文明的搖籃』。原來正是這位西方歷史學之父斯卡利傑，綜合在他之前的【聖經】內外的杜撰，再承上啟下於現代的偽造者——西方中心論和共濟會，從而塑造了這個世界文明的歷史源頭！ [xxxvi]
二．『蘇美爾文明』概念出籠的歷史內幕
（一）安尼烏斯掀起偽造歷史之狂潮
西方開始編寫、編造歷史的時代背景是：A.蒙古征服與鄭和遠航及陸海絲路之聯通洲洋；B.四大發明在西方造成信息激盪、人心思變和神權失控；C.東方印象、知識和產品愈益刺激和動搖『舊歐洲』，它正在努力擺脫如此困境：『畫地為牢、困獸猶鬥、原始停滯、末日戰亂』。
在15世紀後期，意大利神職學者安尼烏斯（Annius of Viterbo, 1432—1502年）偽造了十七部有關泛西方的『古代歷史』的書；其中包括曼涅托（Manetho）之『古埃及』、波洛修斯（Berosus）之『巴比倫』和桑楚尼亞松（Sanchuniathon）之『腓尼基』（當然還有希臘、羅馬和波斯的『歷史』，但沒有提及『蘇美爾』）。安尼烏斯是按照【聖經】的思路，借『古人』之口，加上自己的大量評註，編篡成『半神半人』的故事集成，堪稱皇皇巨著；其中心思想是，在『創世紀』之洪水之後，諾亞方舟的倖存者在地球上建立『殖民地』——在神的普世恩典之下的『人的王國』。這就是有關泛西方『古老文明』歷史學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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