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讓梨的孔融在三國亂世的生存抉擇

關於孔融，一般人的第一印象來自【三字經】『融四歲能讓梨』，孔融讓梨的故事讓孔融成爲一個『孝悌』的好孩子的代表形象。但就是這個孔融，在他的歷史時代，最後卻被曹操以『非孝』、『欲圖不軌』、『謗訕朝廷』等罪名殺害。孔融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他作爲一個士人的代表在三國那個亂世作出了怎樣的生存抉擇？

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孫，少有才名，後來以文學列名『建安七子』之一，可以說是當時『士人』之代表。我這裡所說的『士人』不是指世家大族，而主要是精神意義上的，以秉持儒家思想爲主的『士』。【論語】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所謂『仁』就是體驗到個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後自覺地承擔起『以天下爲己任』的責任。

作爲一個歷史人物，孔融留在歷史中的『行跡』可以說是矛盾的，讓不少後世的人難以理解。

支持曹操反對曹操都是爲了心中的理想

首先說政治選擇。比如孔融在許多具體問題上，曾表現出與曹操合作的態度。在【崇國防疏】中指斥劉表，助了曹操一臂之力。招王朗書中，對曹公又大表欽佩。三首【六言詩】，也從政治上對曹操加以熱情頌揚，在【與曹公論盛孝章書】中甚至把曹操譽爲齊桓公。而在後期，孔融對曹操有多有諷刺。最使曹操難以容忍的是，他上奏【宜准古王畿之制】，主張『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意即尊崇天子，擴大漢室實權，反對曹操稱王。孔融到底是贊成曹操呢？還是反對曹操呢？爲何前後不一？

我前文已經論述過，曹操對待士人，並非以士人來對待他們，而主要是作爲謀士在利用他們，若其中有人表現出士人的作風，對其政權挖苦諷刺，曹操一般都會將其除掉，如孔融、崔琰、彌衡，甚至曾立大功的荀文若最終也是被逼鬱郁而死。

現在我們換一個角度，從士人的生存選擇角度看這個問題。個人是被拋擲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他無法選擇自己的時代。孔子講的『中庸』之『中』，應理解爲四聲『擊中目標』的中，也就是說根據時代和具體情況選擇最適當的行爲方式，但選擇也不是無原則地純依個人之好惡，『庸』是庸常，是指符合從整體利益出發的根本常道。

孔融生活的時代是一個舊的道德規範已經開始解體，新的道德規範尚未確立的時代，持國者皆以武力爲尊，以權謀相尚，即使講論道德者，也完全是利用道德教條爲政權服務，如司馬炎『以孝治天下』，鍾會以有損名教爲由殺害嵇康。

孔融是率直的，並且因爲出身世家，難免有一點恃才傲物，他進入朝廷之言論議事從來不阿權貴，【後漢書】云：『時隱核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中官』就是宦官，十常侍爲惡是朝廷最重要的問題，孔融議事直指問題核心。當時孔融受司徒楊賜徵召，暗暗察訪官僚中的貪污之人，準備予以貶謫罷免，孔融檢舉的多爲宦官的親族。尚書害怕得罪宦官，於是召孔融等司徒屬官詰問斥責，孔融陳述宦官子弟的罪惡，毫不隱諱。後來孔融『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荅，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

孔融這種剛直不阿的行爲不應當只從個性和出身上的『恃才傲物』來理解，而更要從士人的在作出生存選擇時，常常爲承擔自己『天下己任』的責任而不顧個人之榮辱安危的角度來理解。

任何人都必須在現實中作出選擇，而在很多具體事情上，有時人們無法選擇『最好的』，只能選擇『最不壞的』。【後漢書】云：『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當時袁紹、曹操勢力逐漸強大，而孔融知道二人終究是要篡奪漢室的，所以不願意投靠他們。其幕僚左承祖勸孔融要結納袁紹或者曹操，孔融怒而及其殺害。袁﹑曹爭勝之時，孔融明白他們都是在爲了個人利益在爭奪勢力範圍，雖然自身無力協扶漢室，只能選擇中立，希望以自己有限的力量保存一片漢家土地。

及青州爲袁譚攻破，而後獻帝都許，雖然曹操擅權，畢竟名義上還是漢家正統所在，故孔融來到許昌，『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向朝廷提出正確的建議。

後來曹操不臣之心日益明顯，孔融開始主要是提出勸戒，在孔融心中，曹操雖然有不足之處，但只要他的行爲還能夠在一定的規範範圍之內，就應當盡力去匡正他，改善他。所以這一時期，孔融總體的政治態度是支持曹操的，這樣的想法跟荀彧等人是一致的，在當時的各種政治勢力中，曹操畢竟是擁戴天子的，有著正統的名義，支持曹操是爲了匡扶漢室。所以，在曹操與劉表的對峙中，孔融會支持曹操而貶斥劉表，都是爲了推動漢室的恢復和統一。

但到後來，當曹操擅權篡漢的行跡已經非常明顯的時候，當孔融明白那些勸戒已經沒有用時，他便開始諷刺曹操，這種諷刺體現的是內心的一種絕望。

當『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時，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曹操不明白，後來問孔融這齣於何經何典。孔融答說：『按現在的事情量一量，想當然而已。』）

這已經是一種諷刺和義憤的直接表述了。孔融知道自己無力改變這些，他也看不到任何其他（他所能做到的）改善的可能。作爲一介文人，他只能用他絕望的表白作最後的抗爭。

孔融『非孝』體現活潑潑的生命精神

孔融後來被曹操找了一個很小的理由殺掉，實際上是孔融自己『求仁得仁』。孔融在最後的日子裡，還有一段清閒的時間，史載『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孔融對自己可能的結局已經非常清楚，聚友飲酒，是對時代的絕望，也是對生命的依戀。

關於孔融之被殺，歷史上有過很多爭論，我們先澄清幾個誤解。

孔融雖曾爲州郡之長，但實際上無權無勢，建安元年，孔融即爲袁譚所攻破，根本談不上對曹操勢力構成任何實際政治軍事上的威脅或傷害。後來，孔融入許昌，雖然作爲名士，有較大聲望，但隨著曹操軍事政治勢力及控制的加強，只能議論的文人對曹操更是無法構成任何『政治軍事上的威脅或傷害』，況且，曹操殺孔融，是在孔融免官閒居在家之後，可見，孔融被殺決非因其對曹操構成『政治軍事上的傷害』。

曹操殺孔融，最主要的一條罪名是『違天反道，敗倫傷理』，這一點很可深思。因爲我們知道曹操曾三次發出『唯才是舉』的舉賢令，以能力而非道德提拔人才，爲什麼還那麼強調『天道倫理』呢。其實這個悖論正是現實政治中一再出現的一個必然現象。

我講過，三國時，舊的倫理規範實際上已經開始失效，新的倫理規範又尚未產生。但任何一個政權又都必須要有一套倫理規範來維繫其統治，因爲倫理規範是政治規範的理論前提，在中國傳統的社會背景下，如果沒有父子之間的家庭秩序，就不可能建構君臣之間的國家秩序。所以，曹操雖然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要以能力爲標準提拔人才，但在宣傳上，仍然只能高舉禮法名教的旗幟，即使他自己已經不再相信這一套，他仍然要讓他的臣民和百姓相信他在維護名教，否則，社會秩序無以建立。

據【後漢書·孔融傳】載，孔融對稱衡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莫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的這段話，用現代的網絡語言表述就是：『老子對於子女（其實就是兒子，現在講求男女平等，沒辦法，暫時翻成『子女』吧）來說，有親情可言嗎？說到底，就是當年老子一時性衝動，激活了卵子，產生了受精卵，生下這麼個孽種。子女對於老娘呢？不也是這樣嗎？就像一個東西寄存在瓶子裡，東西出去了，就沒了瓜葛。』

這段話在傳統儒家人士看來，確實離經叛道。用一個詞來表述，叫『非孝』。『非孝』，並不是說以孝著稱鄉里的孔融不孝，而是指他對孝道的非難。孔融把『夫婦不故生子』當作一項經驗來看待，並進而分析其中所蘊含的父子關係。他的非難，起於當時虛偽禮法和真正的父子之情不能相應；他要破斥的，是當時流行的虛偽的關於『孝』的教條，特別是被政治利用和意識形態化的『孝道』。

孔融之『非孝』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者，真正的儒家精神是活潑潑的生命力的體現，是應和時代精神的『中庸之道』，而非一些僵死的道德條目，儒家精神在自身內包含創造發展的因素。孔融的『非孝』言論正是對當時時代精神的直言表述。『仁』是一種對天下的擔當精神，而『義』孟子曰『義者，宜也』，適宜的意思，孔融是實踐了儒家精神，而非與儒家精神相牴觸。

再者，漢末魏晉時期，正是漢代作爲精神維繫的禮法制度失去內在生命力流爲虛偽形式的時代，這時候，新的生命力開始從個人精神之解放之處萌發，『建安七子』作爲時代精神的代表，正是在恃才放曠的外表下展露出個性解放的真實生命精神，這是新的時代精神建立的一個開始，是中國歷史發展在文質相復、陰陽相推的演進歷程中的又一個關鍵節點。在這樣一個時代，孔融以他剛直不阿、率直任性的一生，演繹了中國精神之發展的悲情一幕。

作者簡介

孔門弟子，北京大學哲學碩士。歸宗於儒學一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惜乎道之不行，乃寄情詩詞，遊戲文字，以爲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