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让梨的孔融在三国乱世的生存抉择

关于孔融，一般人的第一印象来自〖三字经〗『融四岁能让梨』，孔融让梨的故事让孔融成为一个『孝悌』的好孩子的代表形象。但就是这个孔融，在他的历史时代，最后却被曹操以『非孝』、『欲图不轨』、『谤讪朝廷』等罪名杀害。孔融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作为一个士人的代表在三国那个乱世作出了怎样的生存抉择？

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少有才名，后来以文学列名『建安七子』之一，可以说是当时『士人』之代表。我这里所说的『士人』不是指世家大族，而主要是精神意义上的，以秉持儒家思想为主的『士』。〖论语〗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谓『仁』就是体验到个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后自觉地承担起『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孔融留在历史中的『行迹』可以说是矛盾的，让不少后世的人难以理解。

支持曹操反对曹操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

首先说政治选择。比如孔融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曾表现出与曹操合作的态度。在〖崇国防疏〗中指斥刘表，助了曹操一臂之力。招王朗书中，对曹公又大表钦佩。三首〖六言诗〗，也从政治上对曹操加以热情颂扬，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中甚至把曹操誉为齐桓公。而在后期，孔融对曹操有多有讽刺。最使曹操难以容忍的是，他上奏〖宜准古王畿之制〗，主张『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意即尊崇天子，扩大汉室实权，反对曹操称王。孔融到底是赞成曹操呢？还是反对曹操呢？为何前后不一？

我前文已经论述过，曹操对待士人，并非以士人来对待他们，而主要是作为谋士在利用他们，若其中有人表现出士人的作风，对其政权挖苦讽刺，曹操一般都会将其除掉，如孔融、崔琰、弥衡，甚至曾立大功的荀文若最终也是被逼郁郁而死。

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士人的生存选择角度看这个问题。个人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孔子讲的『中庸』之『中』，应理解为四声『击中目标』的中，也就是说根据时代和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当的行为方式，但选择也不是无原则地纯依个人之好恶，『庸』是庸常，是指符合从整体利益出发的根本常道。

孔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旧的道德规范已经开始解体，新的道德规范尚未确立的时代，持国者皆以武力为尊，以权谋相尚，即使讲论道德者，也完全是利用道德教条为政权服务，如司马炎『以孝治天下』，钟会以有损名教为由杀害嵇康。

孔融是率直的，并且因为出身世家，难免有一点恃才傲物，他进入朝廷之言论议事从来不阿权贵，〖后汉书〗云：『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中官』就是宦官，十常侍为恶是朝廷最重要的问题，孔融议事直指问题核心。当时孔融受司徒杨赐征召，暗暗察访官僚中的贪污之人，准备予以贬谪罢免，孔融检举的多为宦官的亲族。尚书害怕得罪宦官，于是召孔融等司徒属官诘问斥责，孔融陈述宦官子弟的罪恶，毫不隐讳。后来孔融『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荅，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

孔融这种刚直不阿的行为不应当只从个性和出身上的『恃才傲物』来理解，而更要从士人的在作出生存选择时，常常为承担自己『天下己任』的责任而不顾个人之荣辱安危的角度来理解。

任何人都必须在现实中作出选择，而在很多具体事情上，有时人们无法选择『最好的』，只能选择『最不坏的』。〖后汉书〗云：『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当时袁绍、曹操势力逐渐强大，而孔融知道二人终究是要篡夺汉室的，所以不愿意投靠他们。其幕僚左承祖劝孔融要结纳袁绍或者曹操，孔融怒而及其杀害。袁﹑曹争胜之时，孔融明白他们都是在为了个人利益在争夺势力范围，虽然自身无力协扶汉室，只能选择中立，希望以自己有限的力量保存一片汉家土地。

及青州为袁谭攻破，而后献帝都许，虽然曹操擅权，毕竟名义上还是汉家正统所在，故孔融来到许昌，『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朝廷提出正确的建议。

后来曹操不臣之心日益明显，孔融开始主要是提出劝戒，在孔融心中，曹操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只要他的行为还能够在一定的规范范围之内，就应当尽力去匡正他，改善他。所以这一时期，孔融总体的政治态度是支持曹操的，这样的想法跟荀彧等人是一致的，在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中，曹操毕竟是拥戴天子的，有着正统的名义，支持曹操是为了匡扶汉室。所以，在曹操与刘表的对峙中，孔融会支持曹操而贬斥刘表，都是为了推动汉室的恢复和统一。

但到后来，当曹操擅权篡汉的行迹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当孔融明白那些劝戒已经没有用时，他便开始讽刺曹操，这种讽刺体现的是内心的一种绝望。

当『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时，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曹操不明白，后来问孔融这出于何经何典。孔融答说：『按现在的事情量一量，想当然而已。』）

这已经是一种讽刺和义愤的直接表述了。孔融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这些，他也看不到任何其他（他所能做到的）改善的可能。作为一介文人，他只能用他绝望的表白作最后的抗争。

孔融『非孝』体现活泼泼的生命精神

孔融后来被曹操找了一个很小的理由杀掉，实际上是孔融自己『求仁得仁』。孔融在最后的日子里，还有一段清闲的时间，史载『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孔融对自己可能的结局已经非常清楚，聚友饮酒，是对时代的绝望，也是对生命的依恋。

关于孔融之被杀，历史上有过很多争论，我们先澄清几个误解。

孔融虽曾为州郡之长，但实际上无权无势，建安元年，孔融即为袁谭所攻破，根本谈不上对曹操势力构成任何实际政治军事上的威胁或伤害。后来，孔融入许昌，虽然作为名士，有较大声望，但随着曹操军事政治势力及控制的加强，只能议论的文人对曹操更是无法构成任何『政治军事上的威胁或伤害』，况且，曹操杀孔融，是在孔融免官闲居在家之后，可见，孔融被杀决非因其对曹操构成『政治军事上的伤害』。

曹操杀孔融，最主要的一条罪名是『违天反道，败伦伤理』，这一点很可深思。因为我们知道曹操曾三次发出『唯才是举』的举贤令，以能力而非道德提拔人才，为什么还那么强调『天道伦理』呢。其实这个悖论正是现实政治中一再出现的一个必然现象。

我讲过，三国时，旧的伦理规范实际上已经开始失效，新的伦理规范又尚未产生。但任何一个政权又都必须要有一套伦理规范来维系其统治，因为伦理规范是政治规范的理论前提，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背景下，如果没有父子之间的家庭秩序，就不可能建构君臣之间的国家秩序。所以，曹操虽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要以能力为标准提拔人才，但在宣传上，仍然只能高举礼法名教的旗帜，即使他自己已经不再相信这一套，他仍然要让他的臣民和百姓相信他在维护名教，否则，社会秩序无以建立。

据〖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对称衡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莫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的这段话，用现代的网络语言表述就是：『老子对于子女（其实就是儿子，现在讲求男女平等，没办法，暂时翻成『子女』吧）来说，有亲情可言吗？说到底，就是当年老子一时性冲动，激活了卵子，产生了受精卵，生下这么个孽种。子女对于老娘呢？不也是这样吗？就像一个东西寄存在瓶子里，东西出去了，就没了瓜葛。』

这段话在传统儒家人士看来，确实离经叛道。用一个词来表述，叫『非孝』。『非孝』，并不是说以孝著称乡里的孔融不孝，而是指他对孝道的非难。孔融把『夫妇不故生子』当作一项经验来看待，并进而分析其中所蕴含的父子关系。他的非难，起于当时虚伪礼法和真正的父子之情不能相应；他要破斥的，是当时流行的虚伪的关于『孝』的教条，特别是被政治利用和意识形态化的『孝道』。

孔融之『非孝』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者，真正的儒家精神是活泼泼的生命力的体现，是应和时代精神的『中庸之道』，而非一些僵死的道德条目，儒家精神在自身内包含创造发展的因素。孔融的『非孝』言论正是对当时时代精神的直言表述。『仁』是一种对天下的担当精神，而『义』孟子曰『义者，宜也』，适宜的意思，孔融是实践了儒家精神，而非与儒家精神相抵触。

再者，汉末魏晋时期，正是汉代作为精神维系的礼法制度失去内在生命力流为虚伪形式的时代，这时候，新的生命力开始从个人精神之解放之处萌发，『建安七子』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正是在恃才放旷的外表下展露出个性解放的真实生命精神，这是新的时代精神建立的一个开始，是中国历史发展在文质相复、阴阳相推的演进历程中的又一个关键节点。在这样一个时代，孔融以他刚直不阿、率直任性的一生，演绎了中国精神之发展的悲情一幕。

作者简介

孔门弟子，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归宗于儒学一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惜乎道之不行，乃寄情诗词，游戏文字，以为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