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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書] 隱義:一種消失的古書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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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強 發表於 2017-6-17 12:4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蘇芃(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六朝隋唐時儒家經典的注釋文獻中,多有以『隱』字命名的,如『隱義』,【梁書·何點傳】明確記載:『(何胤)注【】,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為隱義。』【隋書·經籍志】載,『梁有【喪服經傳隱義】一卷,亡』,『【論語隱義注】三卷,亡』。從【梁書】記載可以看出,所謂『隱義』重在卷背書之,因此又有『背隱義』,如【隋書·經籍志】載:『梁有【毛詩背隱義】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又有『音隱』,如【隋書·經籍志】:『【毛詩音隱】一卷,干氏撰。亡。』【舊唐書·經籍志】:『【春秋左氏音隱】一卷,服虔撰。』還有『表隱』,如【隋書·經籍志】:『梁有【毛詩表隱】二卷,陳統撰,亡。』

隱義:一種消失的古書形制

隱義:一種消失的古書形制

隱義:一種消失的古書形制

隱義:一種消失的古書形制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寫卷卷子正面和卷背舊注。圖片均由作者蘇芃提供

清代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按齊、梁時隱士何胤注書,於卷背書之,謂之隱義、背隱義之義蓋如此。由是推尋,則凡稱音隱、音義隱之類,大抵皆從卷背錄出,皆是前人隱而未發之義。當時別無書名,故即就本書加隱字以名之。』可見前人根據著錄,對『隱義』『音隱』類文獻多有推測,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難於明辨。大體而言,『隱義』類文獻多出現在古代經典的紙背,所謂『隱』只是對古書形制的描述,無關古書內容的微言大義,從史志目錄著錄的卷次以及【史記集解】【經典釋文】【禮記註疏】援引的情況看,這類古注一般篇幅不大。近百年來隨着出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隱義』『音隱』類文獻出現了疑似實物,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館藏S.10【毛詩鄭箋】、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P.2669【毛詩詁訓傳鄭氏箋】紙背的音義材料,潘重規、鄭阿財等先生認為當即【毛詩音隱】,許建平先生持有異議。另外,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獻X1【同音】(丁種本)背面的注文,韓小忙先生定名為【同音背隱音義】,認為屬於『音隱』一類,是12世紀時西夏文獻對漢文文獻注釋形式的承襲。

進入雕版印刷時代以後,古籍的裝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線裝古書,要將每頁印有文字的紙張對摺,把有字的部分露在外面,無字的部分折到裏面,每頁紙背已經無處落墨,那麼這種注釋形式在我國就徹底消失了。所幸古寫卷的形制在日本一直有所沿用,在日本傳抄的漢籍文獻中,『隱義』的形製得到了較好的繼承,如今通過日本所藏的舊抄本,可以對我國已經消失的『隱義』類文獻作出復原性探索。

以【史記】為例,平安時期(794—1185)舊抄本【孝文本紀】、鎌倉時期(1185—1333)舊抄本【史記·范雎蔡澤列傳】紙背都在正面【史記集解】相關對應位置抄有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張宗品【〖史記〗的寫本時代:公元十世紀〖史記〗的傳寫與閱讀】(北京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認為這些具有『音隱』的性質。近來日本宮內廳公佈的金澤文庫舊藏文永四至五年(1267—1268)【春秋經傳集解】抄本共30個捲軸,包括春秋十二公的全部內容,其紙背抄有大量的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但有刪選,主要見於隱公、成公、襄公等捲軸,應當屬於節抄,我們認為這些紙背的孔疏也和『隱義』文獻具有相關性。

通過簡略考察這些紙背的舊注材料,可以看出舊注的內容與紙張正面文字具有較為嚴格的對應關係,從【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寫捲來看,有一處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在紙背抄錯了對應位置,抄寫者用硃筆圈掉,作出更正,這條『索隱曰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原當對應的正文是『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在紙背誤抄至正文『坐法誅』背面對應行,後又圈掉,重新寫到正確的對應位置(見配圖)。【春秋經傳集解】紙背的【春秋左傳正義】因為有的條目篇幅過長,往往只是起始行對應。

這類紙背與『隱義』相類的舊注文獻可以引起我們對於經典古注以及『隱義』文獻源流演變的更多思考。

首先,這類【春秋經傳集解】【史記集解】與抄在紙背的【春秋左傳正義】【史記索隱】【史記正義】,從正反的書寫位置上決定了它們之間的地位關係。從這種書寫形式看,顯然正面的【春秋經傳集解】和【史記集解】是處在相同重要的地位,而紙背的【春秋左傳正義】與【史記索隱】【史記正義】次之,由此可以比較儒家經典魏晉古注與【史記集解】的性質,也可以比較經書疏文與【史記索隱】【史記正義】的性質。

其次,可以從實用性角度作出一些反思,『隱義』『音隱』往往是詮釋音義的簡注,書寫字數相對不多,抄在捲軸裝的紙背,在閱讀古書的過程中,遇有疑難,只要轉動捲軸,找出紙背對應行,即可查看,極為方便,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我們今天古書譯註本的拼音注音與簡明釋義。但是抄在紙背的【春秋左傳正義】與【史記索隱】【史記正義】的性質應該略有不同,也許並不具有這種實用閱讀目的。像【春秋左傳正義】,大多文字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所對應【春秋經傳集解】的篇幅,這樣使得抄寫者不得不進行刪選,不可能再逐行對應。又如【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這樣一幅一米多長的寫卷,連篇累牘的【史記索隱】【史記正義】密密麻麻地抄在紙背,無論是按照行格抄寫還是翻檢閱讀都殊為不易,那麼這些舊注作為備覽資料的價值可能大於實用閱讀價值。這一點可以與儒家經典的單疏本、【史記索隱】單行本作出比觀與思考,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出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裴駰【史記集解】這類魏晉時期的經典舊注才是流布最為廣泛的古注,經典原文與這些古注已經合二為一,通行於世,而其後的義疏,即使如唐代官方頒佈的孔穎達【五經正義】,可能也只是知識階層閱讀經典的一種備用參考。

再次,對於『隱義』文獻的源流發展可以做出一些探討。文獻著錄記載的『隱義』雖然多是東漢至六朝時期的,但都和西漢以前的經典有關,如【毛詩】【禮記】【左傳】【史記】,結合時代考慮,我們推測『隱義』這種注釋形式或許並非始於魏晉時期,而是起源於簡冊形制的古書,因為對於竹簡而言,抄寫時每支簡正反文字對應易於操作,加之『隱義』文字的簡短,一兩支簡即可容納相關內容。可惜至今出土的各類竹簡中尚未有此類實物,只能有待將來的新發現去驗證。

光明日報】( 2017年04月15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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