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故事背後的史學思考跟張國剛教授讀【資治通鑑】

歷史故事背後的史學思考——跟張國剛教授讀【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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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張國剛著，中華書局2016年8月第一版，48.00元

『史書的價值可以從兩個方面評價：一個是史料價值，一個是史著價值。作為歷史材料，【資治通鑑】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作為史學著作，【資治通鑑】具有不可替代的閱讀鑑賞價值。』這是清華大學張國剛先生在其新著【〖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中特別談到的。誠哉斯言，【資治通鑑】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部重要的編年體通史，不僅在學術史中佔有突出地位，同時，該書也是一部可讀性較強的歷史讀物。

近年來，讀歷史、學歷史成為社會大眾文化生活的新熱點，『百家講壇』的不斷推送，各類歷史講座的持續火爆，成千上萬種歷史類讀物的蜂擁而出，歷史知識與觀念在不同的傳播媒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廣與普及。大眾史學的受眾對象不是學術群體，而是廣大民眾，但不應因其受眾對象的改變而喪失其學術性。【〖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正是這樣一部有學術性的大眾史學著作。

張先生是隋唐史研究大家，對【資治通鑑】一書極其推崇。在早年的求學歷程中，【通鑑】中的隋唐五代部分是激發其學術靈感的重要史料，其成名作【唐代藩鎮研究】便是在此基礎上孕育而成的。

該書用二十講的篇幅描繪了從戰國初年三家分晉到唐代安史之亂的歷史，具體而言，主要包括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以及唐前期的王朝更替史。該書在對歷史片段的選取上並非面面俱到，而是選取那些敘事性強同時又發人深省的歷史事件，讀者讀來感覺重點突出，而無繁瑣枯燥之感。張先生認為，歷史學的根本特徵之一在於它的紀實性敘事，也可以說紀實性敘事是歷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他在書中提到，『【資治通鑑】最有價值的部分，其實就是從具體事情上記述和探究王朝的興衰。我們如果非要深入探究人事背後深層次原因，什麼土地問題啦，賦役制度啦，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那樣許多問題就扯得遠了，那是推脫了當事人的責任。』在他看來，【資治通鑑】本身就是敘事的，因此對【通鑑】的解讀亦當首先遵循歷史學的敘事性原則。講故事是該書的重要敘述方式。

當然，該書所呈現給讀者並不僅僅是眾多的歷史故事，而是要表達一種史學邏輯與思考，這就是其學術性所在。

作者在分析史實時，多次提及領導者和優秀人才應具備的素質，這便是史學『經世致用』之體現。如在『三家分晉』中提到了領導者的基本素質和領導能力的重要性，在『縱橫捭闔』中又突出了戰略與領導層的關係，認為戰略是一方面，戰略能不能落地起作用，還要看領導層是否賢明。同時，亦對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的功過進行評論，如秦始皇、漢武帝、王莽、霍光、劉秀、曹操、劉備、孫權、曹丕、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等。

作者對重大歷史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始終強調『制度』與『人』的互動因素。如高度評價了商鞅變法的意義，並肯定其所提倡的價值觀。同時站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點上，認為中國的國家治理結構特色，如果是從制度上尋找起源，那就是商鞅變法。在對秦始皇的評價上，在肯定其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的同時，認為他沒能在制度上設計對權力的制約機制，沒能建設發展國家的配套軟件，由此成為了後世君王的反面教材。在對劉邦戰勝項羽的原因進行分析時，則強調用人。在談到曹魏政權的衰亡時，認為從曹丕到曹睿片面接受東漢末年的教訓，把權力集中於秘書，依靠秘書治國，從而導致大權旁落。作者還總結了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結論，認為魏晉南北朝已分裂數百年，走向統一是大趨勢。走向統一，有一些關鍵的階段性節點。這段歷史中一個重要的事件，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進而重點敘述了俸祿制、三長制、均田制等重要歷史問題。在對安史之亂的解讀中，認為唐玄宗時代，主要是制度創新不足引起的失序問題，具體地講，就是土地兼併引發的逃戶問題、兵役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由此引發內外軍事失衡，更直接釀成了大禍。作者指出：『制度本身無好壞，關鍵看歷史條件。再好的制度，關鍵還是靠人，看是在什麼樣人的掌控之下。』在書中，作者對於『人』的關懷貫穿始終。

作者還經常運用對比的研究方法，擴大史學認知的時空感和問題意識。如將商鞅變化與希臘時代的雅典城邦的梭倫改革和伯利克裏改革相比較，顯示出作者宏大的歷史視野。還將霍光與王莽進行對比，進而揭示西漢後期的權力運作問題。在談到王莽沒有能力解決社會問題時，作者以北宋趙匡胤作為對比，認為趙匡胤相對於王莽而言，解決了唐末五代的問題，反映出作者所具有的通史的史識。在敘述隋末起兵的各個勢力時，認為李密與李淵是最有實力的兩隊人馬。開始是李密佔優勢，而最後是李淵得天下，進而分析其原因。

對於學術界存在的爭議，作者也有所闡發。如在談到漢武帝是否真的如【漢書·武帝紀】『贊』總結的那樣，『罷黜百家，表彰六經』，還是尊儒的同時，依然『悉延百端之學』，認為這個問題涉及漢武帝治國理政的方針和政策問題，需要分析。

在材料的運用上，該書不僅大量引用正史文獻，還運用【東觀漢記】【大唐創業起居注】等史料進行佐證。同時，還利用到考古資料，如在談到漢初的授田制度時，就用到了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在談到開元盛世，作者還舉了幾個數字加以說明。如天寶年間的全國人口數、當時的全國耕地面積、開元時期前來朝貢的蕃國數、開元年間整理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卷數。數字的引用不僅使作者的觀點更具說服力，也體現了學術研究的嚴謹性。

讀罷此書，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的確是在講故事，但在故事中卻包含有深刻的歷史邏輯與史學思辨。作者的敘述嚴格按照『論從史出』精神，在強調史學的敘事性原則的基礎上，引經據典，不戲說，不假說，既經常援引學界的研究成果（如陳寅恪先生的關隴集團理論），又結合自己的學術經驗，提出獨到的學術見解。

可以說，【〖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是一部充滿了史學智慧與現實關懷、既有學術性又有普及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