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書講究『名人效應』 文史大家們推薦過哪些好書？

【通鑑紀事本末】是南宋袁樞依據司馬光【資治通鑑】編撰的，是漢民族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它開創了以事爲綱的本末體史書先例。毛澤東曾說：【通鑑紀事本末】是中國歷史的簡明讀本，我喜歡看這本書。看一遍不行，要看五遍。

宋代史書講究『名人效應』 文史大家們推薦過哪些好書？

宋代史學發達，史書數量與種類繁多，史書流傳範圍廣泛，這與社會各界民眾廣泛參與和支持史學活動密不可分。其間，在廣大民眾中擁有極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會名流，他們在時人選擇史書、閱讀史書、刊印以及傳錄史書等史學活動中，常常扮演著指導者的角色。不僅他們所撰史著廣受讀者喜愛和追捧，而且由他們所推舉的史著也往往受到時人廣泛關注，由此便形成了史書流傳時的名人效應。

對於流傳已久的歷代名著，如【史記】【漢書】等，名家不僅將其視作治史經典，而且還作爲個人修身的精神法寶

這方面例子非常多。在對歷代名著喜好方面，如錢若水有清識，風流儒雅，好學，善談論，尤愛【西漢書】，常日讀一卷。可見錢氏已將閱讀【漢書】等著作視作每日必修科目。又如黃庭堅聲稱：每相聚輒讀數頁【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則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由此可知，黃氏已將【漢書】視作淨化心靈的神丹妙藥了。再如汪藻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在此汪氏將讀史作爲了終生愛好。

不僅如此，一些名家還樂意向他人推薦歷史名著。如據王正德引【逸事】言：陳後山初攜文卷見南豐先生，先生覽之，問曰：曾讀【史記】否？後山對曰：自幼年即讀之矣。南豐曰：不然，要當且置它書，熟讀【史記】三兩年爾。後山如南豐之言讀之，後再以文卷見南豐，南豐曰：如是足也。又如黃庭堅在【與朱聖弼書】中言道：公從事於仕，上下之交，皆得其歡心。又勤於公家，可以無憾，惟少讀書耳。能逐日輟一兩時讀【漢書】一卷，積一歲之力，所得多矣。這是黃氏針對朱聖弼的閱讀困境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議。再如朱熹弟子饒宰問看【資治通鑑】如何，朱熹言：【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里也有，傳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這是朱氏從閱讀不同體裁史書的難易程度考慮，給予弟子的答覆。

對於時人所撰史著，尤其是敘事頗具特色的史著，名家往往以極大熱情予以讚揚推薦

對於劉恕及其【十國紀年】，司馬光在【十國紀年序】中飽含深情地言道：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余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己之書，是正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羲仲爲書，屬光使撰埋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序中言之。光不爲人撰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他又在該書末言：世稱路氏【九國志】在五代史之中最佳，此書又過之。此後，薛季宣在【敘十國紀年】中亦論道：是書蓋一世奇作，其敘事微而贍，簡而詳，疏而有旨，質而不蕪，廣博辭文，賢於國志、舊史遠甚。在此司馬氏和薛氏均表明了該書在同類史著中的突出地位。

又如葉適在評價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時指出：自史法壞，譜牒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鑑】雖幸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跡，隨卷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鑑】爲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才有此書。信之所聚也。可見葉氏從編修當代史著角度出發，已將李燾著述抬高到與【春秋】相提並論的高度。

對於編修體裁體例具有創新的史著，名家更是以極大熱情予以推舉

這方面，如對於袁樞的頗具創新性的【通鑑紀事本末】，楊萬里在該書【序】中指出：予每讀【通鑑】之書，見其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系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有國者不可無此書。前有奸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征，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在此楊氏以自己的親身感受，對【通鑑紀事本末】的現實政治功用做了極爲形象的概括。呂祖謙在該書【跋】中言道：予慨然曰：【通鑑】之行百年矣，綜理經緯，學者鮮或知之。習其讀而不識其綱，則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體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以易，意亦篤矣學者毋徒樂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難，則幾矣。朱熹在該書【跋】中亦言：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可見呂氏和朱氏不僅表明該書具有便於學習的優點，而且還對其編纂學價值做了深刻揭示。

又如朱熹編撰的【資治通鑑綱目】，不僅原書受到時人追捧，而且由此所創立的綱目體影響甚大。南宋後期，理學家真得秀在【勸學文】中明確指出：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按指張栻、朱熹)，俟其浹洽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溫公之【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由此可見，【資治通鑑綱目】與【資治通鑑】在此時已成了學校重要參考教材。又理學家魏了翁在評價尹起莘的【通鑑綱目發明】時言：是書若行，【綱目】之忠臣也。以此來突顯該書的編撰價值。再是對於陳均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真德秀在該書【序】中指出：某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聖祖神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在此真氏以自身閱讀感受，對首次利用綱目體編成的本朝史給予了高度評價。

雖然印刷業在宋代發展迅猛，但一些史著能否得以順利刊刻流傳，卻成了時人頗爲關注的問題

此間，若有名家推舉稱讚，一些史著，尤其是流傳較爲稀少的史著，它們的命運便會有所轉變。如對於孫甫【唐史論斷】的流傳命運，清人朱彝尊指出：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眉山蘇氏、南豐曾氏交嘆美之。紹興中，曾鏤板南劍州。端平間，復鐫於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可見該書在北宋時，就歷經司馬光等名家盛讚，南宋時才被地方刊刻印行。對於南宋初的刊刻狀況，張敦頤在該書末【題跋】中論述道：其【史記】(指【唐史記】)全書自公歿，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朅來掌教延平，會朝廷寬鏤書之禁，應本朝名士文集有益於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學錄鄭待聘參考舊史，重加審訂，鋟木於泮宮，以與學者共焉是書成於嘉祐之初，迄今百有餘歲而後顯，豈其傳若有所待耶？由此說明該書之所以到南宋初被地方刊刻，還與朝廷放寬鏤書禁令密切相關。又如對於宋敏求的【河南志】，司馬光在該書【序】中論述道：次道既沒，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慶曾等奉【河南志】以請於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敘其事尤詳，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游處已熟；後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命光爲之序。光於次道，友人也，烏敢以固陋而辭？可見該書經文彥博和司馬光推舉幫助，才得以廣爲傳布。

總而言之，從以上諸種情況來看，名家不僅有自己喜好甚至偏愛的史著，而且還常常受人邀請，以極高熱情推舉讚揚相關史著，以便加速或者擴大這些史著的流傳範圍。同時，在推舉稱讚方式上，他們不僅採取靈活多樣的方式，而且多從閱讀者的角度論述問題。具體而言，名家們有時採用直接評論，有時則以序或者跋等形式，甚至有些名人以個人親身感受來說明閱讀心得，由此彰顯相關史著的優點，以期達到對相關史著流傳、刊刻的助推作用。

正是因爲史書流傳時有了名人效應，才使得宋代史學有了更加廣泛的社會影響力。由此而言，名人對史書流傳時的助推傳播作用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