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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學說] 弋不射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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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啟功 發表於 2016-9-17 19:0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孔門弟子記孔子的漁獵活動說:『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孔子釣魚而不用網具斷流捕魚,射鳥而不獵擊歸巢之鳥,這在當時必是異於常人之舉,故被其弟子極珍視地記錄下來。

孔子如此行事,舊注多以仁愛釋之。朱熹在注釋本章時就引洪氏語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此解雖不夠全面,卻並不十分牽強。【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的話說:『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將剖腹取胎、竭澤而漁和覆巢毀卵視爲不義之舉,就明顯來自道德視域。以此解讀孔子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既可見其對獵取動物的矛盾心理,又表明了不盡物取之的節制態度,是生態倫理意識的萌芽。

孟子·梁惠王上】記有一則故事,也反映了這種意識和情感。齊宣王看到有人牽著牛從殿下走過,便問這牛的用途。得知是準備宰了祭鍾,看那牛哆嗦可憐的樣子,就表達了不忍之情。視此,牽牛者說:『那就廢除祭鍾這一儀節吧!』齊宣王說:『那怎麼可以廢除呢?用只羊來代替吧!』以羊代牛,不明真相者以爲齊宣王吝嗇,齊宣王自己也無法說清此舉是出於什麼心理,而孟子則將其概括爲『仁術』即仁愛之道,視爲齊宣王可行仁政而王的證明並極力鼓勵之。

從『殺生』的角度看,用羊與用牛是五十步與百步的關係,孟子亦有同見。孟子肯定齊宣王的,是他『不忍其觳觫』而產生的惻隱之心。孟子解釋說:『是乃仁術也,見牛而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所言,雖從動物保護的弘旨看有些狹小,卻符合常人的體驗。記得小時候,我爺爺在生產隊當車夫。在其所馭之馬年老體衰時,生產隊決定將其宰殺,將肉分給社員食用。儘管當時很困難,吃肉是一件難得之事,但我爺爺不僅在這匹老馬被宰殺的前夜與之相伴、流淚,而且在宰殺時離村出走,宰殺後拒不領受馬肉。這一來自童年的記憶,令我想起便心中作痛。

孟子認定惻隱之心是『仁之端』即仁的萌芽,故在齊宣王以羊易牛的問題上借題發揮,據此引導齊宣王樹仁心,行仁政,可謂用心良苦。孟子所言,雖指向在政治,但也同時體現了與孔子相若的生態倫理意識。從古至今,出於生存需要,人類以一些生物爲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殺生時產生不忍之情,從而有所選擇有所節制,是人有別於動物世界,或人之所以爲人的表現。孟子曾總結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朱熹注『愛物』說:『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將愛人與愛物聯繫起來但不等量齊觀,主張取之時用之有節而非不取不用,從自然秉賦和人類生存需要看,是符合實踐理性的,儘管不能令動物保護主義者滿意。如果多數人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會在減少血腥、維護生態平衡的同時,使人類保有一些對自然萬物的溫情和敬意。

從孔子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到孟子的『仁民而愛物』,雖如後儒所見,是仁者之心的體現,但僅此尚不能體現孔、孟此一主張和行爲的全部價值。【呂氏春秋】、【淮南子】和【水經注】均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孔子的學生宓子賤被魯君任命爲亶父(今山東單縣)宰,三年後,孔子派另一名學生巫馬旗去考察他的政績。巫馬旗喬裝夜入亶父後,見一夜漁者捕到魚後又放回水中,便問其故。夜漁者說:『我放回的是小魚。我們的地方官宓子賤要求在小魚長大後再捕,所以放了。』孔子聞聽巫馬旗的匯報後十分高興,認爲宓子賤治邑有方,可擔當大任。

宓子賤要求漁夫捕大放小,與孔子不一網打盡、不傾巢盡剿一樣,都是爲了保持生態平衡,爲了防止因一時之利而喪失長遠利益,是可持續發展觀的肇始。孟子直接承襲了這一主張,他在與梁惠王對話時指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比較可見,孟子的主張與孔子師徒是一脈相承的,且更爲明確而完善。孔孟之後,這一主張得到廣泛認同。在記錄宓子賤治亶父事跡的【呂氏春秋】中,就有一年四季應如何保護利用山澤資源的具體規定,如【孟春紀】中的『禁止伐木,無覆巢』,【仲春紀】中的『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等。這些認識和主張世代相襲,許多成爲政令,或人的自覺行爲。

以仁愛之心待物與可持續利用,是孔子和孟子倡導之生態倫理的兩個重要支點,是德性與理性的結合。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儒家生態倫理主張,既堅持了『天生百物人爲貴』的人本主義,又反對了對自然萬物的漠視與任意宰割;既倡導人對自然的愛護與尊重,又沒有阻止人們爲了生存和發展需要對自然的有節制利用。堅持這兩個方面,既可防止狂妄自大的人類中心主義,使人類對自然萬物懷有感恩之情與敬意;又可避免極端的泛道德主義,使人類陷入狹小而自虐的境地。

在處理人與物、人與自然關係的問題上,儒家的最高理想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中庸】)和『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文言】)。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天人合一』。

社會發展到今天,如何既有效地利用自然又有效地保護自然,既滿足人的生存需要又有效地保護動物,是現代社會面臨的重大課題。由此回望,早在2500年前,在人與自然的矛盾遠沒有近代以來這樣凸顯的情況下,孔、孟和儒家學派能夠產生並提出『仁人愛物』和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的主張,充分體現了他們的遠見卓識和大智慧。在我們言必稱科學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時,重溫這些來自遠古的識見,當會使我們肅然起敬,並將汗顏化爲解決問題的實際行動。(王恩來 作者單位:營口市人大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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