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中国商道理性的回归

文/钟彦茹

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曾经描述了新教精神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中的重要作用，而当我们审视现今中国蓬勃的“企业家国学热”时，似乎从中也可以窥到中国商业社会长期理性发展的契机.

国学因穿上中国商道的外衣，开始逐渐热闹起来.

在声誉素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瞄准董事长、总经理、总裁及高管的国学培训班如同十几年前的MBA招生，正如火如荼展开.

仿佛一夜间，国学热起来了.昨天还在大谈德鲁克、波特和科特勒以及《基业长青》、《执行》和《蓝海战略》的中国企业家，已经蜂拥至孔孟、老庄和孙子以及《论语》、《易经》和《中国式管理》.

向国学求解管理国学原指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太学等.而现时的国学含义为何，各界看法不一.

有的说是中国经典形态的学术体系，有的说是与国人生活密切结合的传统文化，还有的认为是上述两说的并列综合.汕头大学终身教授王富仁则提出了“新国学”.

王富仁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鲁迅研究专家.在他看来，国学不只包括中国学术，还包括我们正在研究的学术.“研究李白、杜甫是国学，研究鲁迅、贾平凹也是国学，还有，中国人研究莎士比亚同样是国学.”换言之，王富仁的“新国学”可涵盖中国学术全部成果，能体现国学的独立性，也能反映整体性，是国学“有源有流”、在原有概念上的新集合.

今天中国商界开始向国学靠拢，企业家们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管理思想与经营艺术.

陈峰就是其中的一个.

今年7月，为庆祝班机直航比利时，海航在布鲁塞尔开会.结果陈峰与中方管理层一色的双襟扣大褂，吸引了不少目光.

陈峰还是金鼎俱乐部的组织者.一次访问欧洲期间，陈峰与随行中国企业家代表，相互之间颇觉投缘.归国后，大家即推举陈峰为组织者，成立了组织联谊的金鼎俱乐部.目前，牛根生、尹明善等都是金鼎成员.

金鼎俱乐部充满了陈峰的儒、佛特色，他们活动时穿唐装，定期邀请国学大师讲座.俱乐部会刊，也满是对大师和活动的介绍.

国内商界中，“陈峰们”人数并不众多，但有迹象显示，这个“队伍”正在逐步壮大.国学是个巨大的市场，这已不必怀疑.不仅因其所承载的文化复兴乃至民族复兴的重任，由国学热孕育了国学市场，更由于，一旦将国学的内容和企业运作联系起来，很自然地也诞生了一个针对“企业家”的国学市场.

国学商业价值几何对企业的经营而言，国学的商业价值何在?张其成作为国学教授，他指出，西方管理学骨子里还是“科学管理”，科学的最大特征是逻辑推理、数理描述、实验验证，因而科学管理主要是讲究数据，重形式逻辑.在这方面，国学的管理与西方管理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管理学是理性思维，是左脑在起作用；而国学管理学强调开发人的右脑，提高人潜在的直觉判断力.“现在的状况就是管理者受西方管理学的影响太深，左脑非常发达，右腿很粗，但右脑很迟钝，左腿很细”.张其成特别指出：过度强调西方管理学的结果，就是在企业管理中常常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但张其成并不排斥西方管理学.在他看来，国学管理与西方管理学可以形成互补.国学管理的核心正是决策管理模式，助企业家领悟大易精神，掌握变易、不易与简易的管理哲学；国学管理的理论体系尤其有助于企业的决策者、高层管理者.

国学管理奇妙得像个神话.

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尊为“日本工业之父”的涩泽荣曾说：“我的经营中虽饱含着辛苦和惨淡，但是由于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而日本“企业经营之神”，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松下幸之助则说：“中国古代的哲学，是天下之最.我公司职员必须顶礼膜拜，认真总结、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兴旺发达.”据说，松下电器公司迄今还在其商业干部学校中，把儒家经典作为商业道德课的教材.

有这样外国前贤的教导，在擅长学习的中国企业家当中产生“出口转内销”的国学热，似乎也可以理解.

一些报道也说，张瑞敏、王石等人，就是以儒家学说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

今天，国学与企业家不期而遇，国学与商道不期而遇.

但是，国学曾经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是商业社会对其的冲击.在全民逐利的心态下，国学一度式微.在四处碰壁后，现在的商道借力于国学已不是偶然，这既可以看做是国学新的传承，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商道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回归.

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曾经描述了新教精神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中的重要作用，而当我们审视现今中国蓬勃的“企业家国学热”时，似乎从中也可以窥到中国商业社会长期理性发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