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我国正大力提倡素质教育, 中国有着5 000多年悠久的历史,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在广大青少年中加强历史教育是提高素质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自古重视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
《易经》上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认为当儿童智慧蒙开之际即及时地施以正当的教育,可以使儿童健康成长,这是公德无量的社会事业。我国古代的各个时期,都注重利用历史教育,使儿童从小就在历史的熏陶下,形成良好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将历史教育与人格养成教育结合起来,是古代教育的一大特点。虽说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儿童的教育侧重点不尽一致,但是,总的说来,还是把历史教育落脚在人格养成方面。因此,欲将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以及社会对儿童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要求,均与历史教育息息相关。
历史教育与人格的培养密切结合,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但是现行历史教育太重视应试教育。近几年,教育界已经意识到当今教育的不足之处,并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探索新的实践模式。笔者认为,在这种探索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吸收中华民族古代教育的优秀成果,加以利用。例如,古代蒙学教材就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
从现有的历史资料和现存的蒙学教材看,传统蒙学教材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周秦到隋唐是第一阶段,从北宋到清中叶是第二阶段,从清中叶到民国初年是第三个阶段。
从总体看,蒙学教材除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外,还有识字、掌握基本的自然与社会常识,为以后的科举做准备等三大功能。识字是基础的学习,一部分教材主要是识字课本或字书。识字一般都有其具体内容,其内容主要是封建伦理道德和一般的基础知识,但又都较贴近现实生活。
唐以前蒙学教材的内容,属于综合类的居多。
到北宋时期,蒙学教材有了分门别类的倾向。有了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诗词歌诀的课本。
综合性的教材范围则较以前广泛,这是社会发展、文化发达的结果。宋初即采取了重文的政策,中小地主数量增多,要求读书的人范围扩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趋向直至清朝。另外唐宋以来,工商业日趋发达,经营工商业者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必须进行学习,因此教材的需要亦有所增加。还有作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理学思想,也较多地反映在蒙学教材之中,极为重视对儿童的教育。所谓“ ⋯⋯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1 ] 。”元明两朝社学设置相当普遍。再有,印刷术的发明,对于推广教育有极大的作用,这个发展过程以宋朝为中心,成为了传统蒙学的主要特征,所以笔者以为两宋是我国蒙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二
宋代统治者吸取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实施重文轻武的政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并通过学校和科举制度招揽人才。由于读书人的增加以及科举考试的需要,宋代重视教育,特别是蒙学教育,政府曾多次下令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小学。
因此,宋代的蒙学就其设立的性质而言,不仅有民间办的私学,而且有政府办的官学。
宋代由政府办的蒙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设在京城宫廷内的贵胄小学。《宋史•选举志》记载:宋初,“凡诸王属尊者,立小学于其宫。其子孙,自七岁至十四岁皆入学,日诵二十字。”又载:南宋理宗淳裕二年(1242 年) “, 建内小学,置教授两员,选宗子就学。”另一种是设立在地方上的庶民小学。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在蔡京主持的北宋第三次兴学运动中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 年) 下令“ ⋯⋯天下州县并置学, ⋯⋯县置小学。”
宋代还有一类蒙学是由民间设立的私学。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的称为“小学”。如苏轼自称:他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一起授业的学童有几百人。在农村地区农家子弟利用冬闲时节读书的蒙学,则称为“冬学”。陆放翁有诗为证:“儿童冬学闹比邻,报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而看人。”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1 ] 。此外,还有称作“乡校”、“家塾”、“私塾”、“蒙馆”的。由于官方设立的小学有限,而办理蒙学一般所需经费不多,所以在中小城镇和乡村地区,这一类私人设立的蒙学较为普遍。
由此可见,宋代的蒙学己相当发达,那么,当时的蒙学教材是怎样的呢?
宋代的蒙学教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编写蒙学教材的经验,并且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课本,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综合性的,以识字和常识教育为主。
《三字经》是中国古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综合性蒙学教材。相传为宋末大学者王应麟所作(一说出自宋末区适子之手) 。通篇采用三言体,有的三字成句,有的六字成句,也有的十二字成句,句句押韵。这种句式短小整齐,押韵自然,读起来朗朗上口,所以极易为儿童背诵记忆。
宋代除《三字经》外,还有《百家姓》、《千字文》、《杂字》等。
《百家姓》是和三字经同样有名的古代蒙书,作者不详“, 盖犹宋人所习,以赵为首,尊国姓也[1 ]。”
可见,其作者应为宋代人。《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式整齐,且它的实用性很强,到南宋时已作为儿童的识字教材被广泛使用。
《千字文》是目前被认为世界教育史上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儿童蒙学课本。它是南朝梁时周兴嗣的作品,距今已有1 400 余年。《千字文》用1 000 个互不重复的汉字,组织成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的内容相当丰富,有自然、历史方面的名物,有帝都、朝廷、典章、人物的盛况,有关于个人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人生哲学,有谈论务农、读书、饮食、居处、园林、祭祀等方面的生活常识,有训诫子弟的言论等等。句式均用四言韵文结构平易近人,毫无晦涩难懂之处,便于儿童朗读背诵。
第二类是道德教育类的蒙学教材,这类教材是专门为培养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社会里修身处世的态度而编写的教材。
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即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教育内容。在封建社会里,培养封建道德意识、纲常伦理的等级道德是那个时代教育的中心内容。宋朝以来,理学发展,教育史上出现了理学家们都特别重视教育的阶段,因而专从这方面编纂的教材不少。主要包括: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陈淳的《小学诗礼》等。其中,最突出的是朱熹的学生程端蒙的《性理字训》。
程端蒙所作的《性理字训》共30 条,后由程逢原又加增广。其内容取自《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荀子》以及宋代其他学者如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的著述,分为《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治道》6 篇,基本上概括了宋代理学的核心内容。运用了四言形式,整齐规范,便于诵读记忆。它成书之后赢得一片赞誉之声。朱熹就盛赞它“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性理字训》自南宋至明清都作为一种重要的儿童启蒙课本广泛流行,具有很大的影响。
《小学》旧题朱熹撰,实际为朱熹与他的学生刘清之合编,全书共六卷,分为内外两篇,是一部全面讲述传统礼教的著作。关于本书的指导思想,我们看一看朱熹自己的论说:“左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老、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今其全书虽不多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今颇搜辑,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数几有补风化之万一云尔[2 ] 。”
《童蒙须知》,朱熹编订。朱熹按照儿童应当养成的良好的行为习惯,依次编为五篇:衣服冠履第一,语言步趋第二,洒扫涓法第三,读书写文字第四,杂细事宜第五。朱熹认为习与性成,儿童从小养成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一生受用不尽。在这个基础上发扬光大,就能“入于大贤君子之域”。其中有不少内容确实属于儿童教育所应重视的。如:“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洁净”;“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书,严正分明,不可潦草”,等等。总的看来,该篇对于儿童的养成教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宣扬封建伦常道德这类儿童教材,能使儿童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但也有一些内容灌输给儿童的是一种消极思想,这些正是统治阶级的麻醉剂。
第三类是历史教材与历史故事书。
在古代的儿童教材中,历史教材也很盛行,其重要目的是宣传正统的历史观念,同“忠君”思想紧密相联,是用历史或历史人物的所谓嘉言善行来充实说明封建伦常道德。其次是传授一些历史知识,有“以古为鉴,可知兴替”的意思,显然,这里体现着统治阶级的立场观点,但是教人们把历史上的兴衰成败、忠奸贤否,当作一面镜子,有“以史为鉴”的作用,这种用意至今仍是可取的。
宋代的历史教材可分为断代史和通史两种,断代史有《蒙求》、宋人王令作《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文》,通史有宋人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
这些历史教材,有的是按朝代先后,简述历史经过;有的是历史典故或故事。过去考试行文需要多记典故,这类教材在这方面也有相当的用处。
《蒙求》是唐代李瀚编纂的蒙学历史教材。全书以古代神话、寓言和历史人物故事辑成。书中为儿童树立了590 个左右的做人“修身”榜样,要求儿童向他们学习。《蒙求》主要写事,从理论上看无非还是让儿童从小就受到父子、君臣、夫妇和“入孝、出悌、谨信、爱众、亲仁”的封建教育。
《十七史蒙求》,宋代王令(逢原) 所著。这本蒙学历史教材,流行较广,使用的时间也较长。该书初刊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该书采用了《左传》、《国语》、《东观汉记》、《说苑》等书中的史料,每则提出一个历史人物故事,上下两句成对,不考虑史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文字简练,剪裁适当。
不过用来教育儿童,他们不容易理解,必须有注释来帮助了解历史事实。由于作者采取了一些传说故事,有的内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叙古千文》,是胡寅(致堂) 仿照“千字文”而作的蒙学历史教材,简单的概括了从古代到宋代的历史轮廓。不过措辞深奥难懂,如果没有黄灏作注,不但幼年读者不理解,就是有一定文化的成人,也不易完全理解。朱熹对这本书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其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实有《春秋》经世之志”;“新学小童朝夕讽之而问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3 ] 。这本书一经朱熹宣传,便流传开来。
古人编写儿童教材,非常注意教材对儿童的适应性,从年龄特征和学习心理来说,儿童爱听故事,容易接受具体的事物。把讲故事与讲历史结合起来,孩子们喜欢听,记得牢。
此外,其它蒙学教材中也渗透了大量的历史教育内容。
第四类是诗歌教学的教材, 如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以及《神童诗》、《千家诗》等。选择适应儿童的诗词歌赋供他们学习,对他们进行文辞和美感教育。这不但能使其抒发情感,振作精神,陶冶情操,而且,作诗是科举考试之必需,多读诗歌,也有培养写作能力之效。俗话说:“熟读唐诗300 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第五类是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教学的教材,以宋代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为代表。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草木、衣服、建筑、器具等。其目的在于使儿童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同时,也渗透了封建纲常伦理之教。
三
我国古代历史教育可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几个方面,而且这几个方面的教育又是高度统一的。三种教育使用的教材,虽然各个时代及不同地区有所区别,但都包括思想品德教育、知识教育、教育方法和教育理论三个方面。
思想品德教育方面的著作占古代蒙学书籍中相当大的比重,可以看成是古代蒙学的核心。如前面在第二类蒙学教材中曾提到的朱熹的《小学》和《蒙童须知》等,其内容既包括思想教育,也包括品德和行为规范教育。而这些教育都是对古人嘉言善行等优良品质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应属于历史教育的范畴。由此可见,伦理教育是通过历史教育来体现的,通过历史教育,使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质,为其将来走向社会,做社会合格的子民奠定了基础。可见通过历史教育,体现了古人教育思想中的养成教育。
知识教育旨在培养儿童处世做事的本领,这同养成教育密不可分,只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才能具备处世做事的本领。从以上五类蒙学教材可以看出,蒙学教育中所传授的知识,有的是立身社会的基础,有的是历史和周围环境的概况,有的是某种谋生手段,有的是进入仕途的阶梯,有的是做人的楷模,有的是应具备的品德和修养。
可见,这些知识都是培养人的教育,而且,这些知识都紧紧围绕儿童的特点进行传授。
首先是识字,古代的儿童识字课本多为字句整齐、易于读诵的形式,在文字的组合中使之具有一定的含义,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这些教材句型短、又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儿童不一定懂得其中的意义,可是他们在识字过程中能够读准原文,经久不忘,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理解力的提高,就能逐步了解其中的意思。
其次是介绍历史上的人物、典故。如《蒙求》等。古人作诗文词赋皆需用典,从少年时代就需打下熟知典故的基础。所以,古代的蒙学历史教材,将许多历史人物、历史典故巧妙地组织起来,用以教育儿童,不但学到了历史知识,而且从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第三是历史知识介绍。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了解中国的历史,古代儿童教育非常看中这一点。对于儿童来说,阅读《史记》、《资治通鉴》等长编巨帙是困难的。一些关心儿童教育的人,便把历史史实改写成整齐的句子,或用韵文,再加以简明的注释,儿童便容易掌握了。这也是历史教材的一种。
第四类是经学知识。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是汉代以后各朝的统治工具,儒家经典是知识分子必须熟悉和掌握的。这同样是教给人们做人之道,也是属于培养人的教育,也应归在广义的历史教育之中。宋代的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以义理和性命解释儒家经典,发展成为理学,对明清两代影响很大。
不仅使《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题库,而且使经学和理学的基本知识成为儿童必须了解的内容。但毕竟儒家经典偏于深奥,不便于儿童所习,于是有人便把经学和理学编写成易于儿童接受的读物。如《性理字训》等。
第五类是作诗作文及属对知识。撰文作诗及属对是古代文人的一种标志,是检验才华的重要手段。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也需要从儿童时期就培养。通过诵读别人的范文,浅显易懂的诗及属对的佳例,使孩子们在熏陶中逐渐领会其中的奥秘,培养自己的技能。而这些知识当中也不乏历史知识,所以亦属广义的历史教育范畴。
历史教育也渗透一定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论。
不论实施怎样的教育都要讲究一定的教育方法,都要遵循一定的教育理论,从以上五类蒙学教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古代一些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论,供我们今天借鉴。首先,这些蒙学教材,都是在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编写的,而且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乐于学习,主动学习,而不是被迫学习。如教材和读物中充分利用了汉语和汉字的特点,多采用字句整齐或韵文的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儿童记诵;其次,重视思想品行和道德修养教育,虽然有些要求过于死板,甚至成为桎枯,但其中反映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内容很丰富。蒙学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统一起来,儿童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受到同样的教育,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教育效果。这些对思考现代历史教育大有裨益。
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以“修身”、“治国”为目的。即历史教育使儿童养成良好的品行,做国家忠实的子民。
第二,历史教育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使儿童在历史的熏陶下成长。
第三,历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具有多功能的特点。
首先历史教育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其次特别重视儿童的品行养成。三是注重学习兴趣与学习信念的有机结合。四是历史是个综合学习科目。
可见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不单独是历史知识的灌输,而是以学习做人为基本标准,其核心内容是养成人格。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功能,即凸显于社会的需要,也适应个人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历史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曰社会功能,二曰育人功能。言其社会功能,一重道德,二重垂训。
古代的历史教育,最重德行教育,因此,其中贯穿了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其本质是存续传统。言其育人功能,特重养善明志,学成君子。这与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其本质在于养成人格。
综上所述,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与育人功能都是辅政治之功,扬伦理之势[4 ] 。所以,中国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都牢牢把住历史教育这一关,使之按照统治者的意志,教育他们的子民,以维护其统治。
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虽然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但是其精华部分至今仍具有学习的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包含着大量的传统知识和品行教育内容,其中有许多是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和优良美德,我们应该继承。
第二,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贯穿了自然、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可以说包罗万象,是培养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基础。
第三,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其载体是历史教材。而教材的编写方式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充分激发儿童学习历史的兴趣,我们理应汲取其中的积极因素。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全球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愈演愈烈,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知识分子由于专业化的原因越来越缺少人文关怀。因此,一些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呼唤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新知识分子的形象———“公众知识分子”。这种新知识分子形象与中国历史上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颇有相通之处。
我国有5 000 多年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儒学成为国学之后,它倡导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经邦治国的人生本位;实体达用的学术追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道情怀。这种思想在本文所述的各种蒙学教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古人对儿童的人文教育是十分重视的。
改革开放20 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应该说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建立怎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这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现代记忆却只有一百年的国度里建构现代人文精神,发掘和利用传统的人文资源尤为重要。
中国古代的大批蒙学教材正是以彻底的人道主义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并使这种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深入中国文化人的骨髓,左右着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这种精神势必会构成中国人积极回应来自外部现代性挑战的动力基础。所以,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努力从中汲取营养,使历史教育真正成为适应社会,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素质教育,使儿童从小就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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