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参考 《史记》是我国古代体大精深的一部历史著作，第一次叙述了全社会全方位的历史。它不仅写了帝王将相，也写了平民百姓；不仅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也有边疆的少数民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将东西南北各民族均视为天子臣民，认为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把记述各民族的列传与人物列传等列编撰，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趋势是走向统一，体现了司马迁的民族平等思想和民族一统观念。《西南夷列传》便是其中精彩的一篇。
首先，《西南夷列传》写出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西南夷包括今天的云南以及贵州、四川两省西部地区，有着广阔的地域，且地理形势独特，交通闭塞，民族复杂，部落众多。它以汉王朝的西部边郡巴、蜀为中心，以南称南夷、以西以北称西夷，总称西南夷。西南夷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与汉王朝发生关系的，而是个别部落先后与汉朝交通。南夷分东部的焚人居住区和西部的嵩、昆明族居住区。东部的焚人地区有三个大国，即东夜郎、西滇、北邛都，他们的民族特点是“此皆魅结、耕田、有邑聚”，1是以农耕为主的民族；西部的售、昆明族“皆编发、随畜迁徙”，是“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民族。西夷主要是氐人，分布在徙、笮都、冉胧、白马等地，“皆氐类”，其俗“或土著、或移徙”，是半农半牧相杂的民族。“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司马迁用了四个“皆”字，很有层次地勾勒了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以简练而又井井有条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西南各民族鲜明的民族特色。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司马迁在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传统习惯的描写中并没有丝毫的歧视和排斥，而是以平等、客观的态度记载西南的民俗民风。司马迁在叙述中原人民与西南少数民族交往时，用庄蹁入滇的事例表明了自己对少数民族风俗的尊重。庄蹁本是楚威王之弟，受命率领军队“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后成为滇国君长。但他并没有以“大民族”自居，而是“变服、从其俗”地成了兄弟民族中的一员。显然，司马迁是非常赞赏庄躏对少数民族习俗的尊重的。
司马迁这种能容纳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宽阔胸怀在汉朝内部还弥漫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氛围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其次，《西南夷列传》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早在战国就开始了。当时，楚国的势力达于滇国。秦统一后在南夷地置县邑，汉初官方虽弃置西南夷，但民间往来并没停止过，笮马、髦牛及其他土特产源源不断地输人巴蜀，然后向内地扩散，以致“巴蜀殷富”。到汉武帝时始通西南夷，时断时续，从建元六年唐蒙通使起，到元封二年王然宇抚定滇国止，前后共经营了二十七年才告成功。
建元六年，唐蒙在出使越时得食蜀枸酱。回到长安后，他从蜀人商贾中得知这种酱来自夜郎。于是武帝派唐蒙使夜郎，拉开了经略西南夷的序幕。唐蒙始通夜郎，与夜郎侯多同商约置吏设郡，在延水以北焚中地置犍为郡。司马相如也两次出使西南夷，告喻巴蜀父老，抚定邛、笮、冉胧，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因治通过程中“数岁，道不通，士疲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_l汉武帝又派公孙弘出使。由于当时国内主要的边境威胁来自匈奴，为了“力事匈奴”，汉武帝第一次通西南夷不得不落下了帷幕。
元狩年间，张骞使大夏回来后建议“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_l于是汉武帝派使者王然宇等人前往“指求身毒国”，_l开始了第二次通西南夷。后被滇王相留且帮助寻找通向身毒国的道路。最终，汉使前进之道被昆明王所阻止。此行虽未达身毒国(即今天的印度)，但却与滇王建立了联系，结下了友谊，为西南夷的最终内属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汉武帝在元鼎元封之际下定决心对西南夷全面发动战争的契机是，南越谋反时汉本欲发南夷兵攻南越，而南夷人却趁机杀使者及犍郡太守。于是，汉乃发兵击破南夷，后又破南越。南夷夜郎侯本倚南越，在此形势下只有入朝受封夜郎王。
其他南夷国家也纷纷要求内属为汉臣，设置汉官吏。此次战争后共设群柯等五郡。滇国直到元封二年王然宇破南越人滇时才内属，置益州郡。至此，汉武帝最终完成了在西南夷设郡置吏的统一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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