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濟喜：從玄境到當下的六朝美學

2009-12-04袁濟喜中華讀書報

龍門石窟石刻藝術

玄境是士人心境的凝結

　　玄境若從一般意義來說，是指天道與人生融爲一體的形而上之精神境界。中國古代從先秦開始，奠定了以性與天道作爲精神本體的學說。比如【論語·公冶長】中記載了子貢的一段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是一位真正的仁者與智者，他知道那種屬於性與天道的玄境是不可多談的，而具體的文章和學問卻是可以傳授的，所以他的弟子只能聽聽他說文章之道。所謂玄境化，是指用哲學與美學的境界來升華人生與天道，將其營造成一種人生與審美境界。西漢後期的文學家揚雄著有【太玄】，這本書確實太玄了，在這本仿【周易】而作的哲學書中，充滿著對於玄境的想像與探討，對於魏晉玄學影響很大。揚雄處於西漢哀帝與平帝年間，後來又碰上王莽篡漢的事件，他自己也因此而受牽連，差點送了命。揚雄生於多事之秋，極力想探討那種天道與人事，以及命運的變化，【太玄】的思想正是因此而產生的。這樣看來，魏晉玄學的形成是一種時代與人生憂患的產物，並不是憑空形成的玄想。

　　漢末三國時魏齊王曹芳正始年代產生的王弼玄學，以哲學思辨的形式，將人生進一步玄境化。所以，玄學與其說是一種認識論，毋寧說是一種人生境界。玄學的生命精神即是那個卓然標舉的『無』、『大』、『道』等概念。在正始年間的何晏、王弼諸人心目中，『無』是一種最高的哲學範疇，它是萬物的精神實體，也是最高的人格理想，聖人以此成德，而不肖之人也可以用它來遠禍全身，只要掌握了它，就可以出神入化，立於不敗之地。這些精神性的概念是人格與宇宙精神合一的理念，達到了境界的層次。

　　另一方面，王弼玄學從自身結構來說，也存在著調和自然與名教、出世與入世矛盾的意思在內。王弼在與何晏辯論聖人性情時，提出聖人有情而又不累於情。可見正始玄學內部也在討論玄境界與當下性方面存在著分歧，並非鐵板一塊。

　　正始玄學影響到詩歌創作之中，出現了被人稱作『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玄言詩從思想根源上來說，是審美主體被理念所主宰。而沒有豐富的感性創造，玄言詩縱然有再深的精神意蘊，也是爲他人作嫁衣裳，缺乏審美的價值。

　　因此，當下性哲學的介入，對於魏晉哲學與美學的變革是勢所必然的。郭象註解【莊子】一書，以往大多說他是剽竊向秀。二者之間的思想，有一脈相承的地方，它表現出從魏正始到西晉年間士人思想的演進。向秀與嵇康曾就『養生』問題展開過論戰。嵇康贊同王弼的哲學，他的【養生論】宗旨是宣揚潔身自好，遠離世俗；而向秀則在【難養生論】中鼓吹『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得』，將當下性的情慾作爲人生的最高存在，是不可窒抑的。向秀註解【莊子】，實際上是藉此宣傳自己的人生哲學。【世說新語·言語】中記載：『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父）、許（由）雋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經過嵇康被冤殺的刺激，再加上原先即存在的隨順時流的念頭，因此，入洛做官後應答司馬昭的這番話，未嘗沒有真實想法在裡頭，意爲嵇康效法古代高士的人格志向雖然爲『雋介之士』，但不足多慕，做人應審時度勢。這不應看做是向秀個人的意志問題，而是整個士人精神志向的轉變。大廈將傾，豈一繩所維？因此，隨著士族發展到了西晉時期，由於命運的轉折，理想的失落，士人精神走向當下，崇尚世俗，乃是有其必然性因素在內。

　　我們再來看西晉郭象是如何巧妙地改造王弼玄學，倡導當下性的。郭象對於王弼以無爲本的哲學的解構，首先是從『有無相生』的論題作出自己的解答。王弼大力宣揚無的本體意義，它是寂然不變，應對萬物的。在玄境上則表現爲一種無爲而無不爲的人格境界。而郭象則提出，既然有之爲有，恃無以生，那麼在無之前又是什麼事物呢？從邏輯上來說，如果推理下去，勢必會推導出類似『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怪圈，無法自拔。郭象針對這種情況提出，『有』作爲一種現象與存在，固然不能從自身獲得自證，但是它更不可能從『無』之中而產生，因爲一旦要從『無』產生，勢必要關涉『無』又緣何而生，『無』又是什麼物事。他認爲『有』作爲一種存在，是從自身的變化而產生的，這種變化是無從知曉，倏忽自變的，是爲獨化。而獨化的依據即是事物自身之理。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即是必然的，它不會無緣無故而產生與消失的。郭象將這種自生自滅叫做『玄冥』。王弼哲學將無說成萬物的宗統，而這種說法本身就帶有獨斷論的成分，無法從邏輯上說清楚，魏晉玄學的向前推進，必然意味著要對這些缺漏進行彌補。郭象哲學既是對於王弼哲學的世俗化，也是對於其缺漏進行修正的表現。

　　從士人心理來說，王弼的思想表現了正始年代的士人精神的自信與向上，而處於西晉太康年間的士人面對的是另一種表面承平而內里兇險的局面，對於前途早已茫茫然，於是當下性的冥數成爲精神信念。這不能不說是精神人格的逆轉。西晉武帝司馬炎統治的太康（280—289）年間，士族通過九品官人法和占田制度，輕而易舉地獲得各種既得利益，當時對世俗利益的狂熱追求已經變成一種自覺的意識，並蔓延到依附於豪貴的文人身上。【世說新語·任誕】載：『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這種人生哲學可以說典型地反映了從西晉開始，許多士族中人把人性的解放曲解成人慾的釋放。

　　再從西晉太康文人的人格角度來說，漢末文人的風骨蕩然無存。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文人都成爲權臣賈謐的『二十四友』。陸機本與西晉有亡國之仇，但爲功名所誘，入洛做官，後因捲入晉末『八王之亂』中而罹禍。潘岳爲求升遷而投靠楊駿，但在賈氏集團翦滅楊駿集團的政變中險些送命。於是他痛感『匪擇林以棲集，鮮林焚而鳥存』。意識到在政治鬥爭中所託非人，那就十分危險。於是改換門庭，投向賈氏集團，終於罹禍而亡。在西晉『八王之亂』與緊隨而來的『永嘉之亂』中，許多士族文人儘管有著高貴的門第和良好的文化修養，但是在橫暴的權臣和軍閥面前，無法實現自己的尊嚴與選擇，只好向無法掌握的命運俯首稱臣，將人生追求進一步當下化，將形而上的精神境界變成形而下的個體欲望的滿足，以自我麻醉，自我逃遁。據【晉書·郭象傳】記載，郭象本人就從早年有志之士，變成了油滑官僚。晉末的士風放蕩與魏時名士竹林名士的放逸相比，徒得其形似而已，西晉末年美學精神的世俗化，實已開齊梁文風之先河。

當下性的審美歷史蘊含

　　對於當下性我們也未可一概否定,還應從歷史的長河中去考察。與當時這種士族文人心理相對應的，人們開始重視當下悟對，通過日常與當下的生活感受與審美感受來追尋玄理，將玄境融化到日常生活中去。如【世說新語·言語】中記載：東晉簡文帝入華林園，爲園中的山水園林之景所吸引，聯想到莊子與惠施在濠梁之上辯論知魚之樂的情景，不覺身心融入其間，體會到了那種悠遠宜人的美。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美並不是一種悟道後獲取的美，山水園林之景不再是作爲所謂『玄對山水』的對象而存在，而是觀賞者身心交融的產物。在這裡，山水園林並非因其象徵精神本體而吸引觀賞者，如蘭亭詩會中的大多數作品中體現出來的玄學審美觀照，而是作爲現象學意義上的存在與人交流，使人欣然『會心』。這『會心』與禪宗常說的『心領神會』，在一定意義上是可以相通的，二者雖然沒有學理上的師承，但是在精神的暢達妙悟上卻是可以互補的，這就是由外在的精神尋繹轉達爲內在的心靈感受，由精神的玄境化轉爲日常感悟。

　　世俗的年代既消解了人們的深度追求，同時也使人的當下情慾得解放，太康文學緣情綺靡的特徵，同當時的重情風尚有直接的關係。由於西晉文人世情熾烈而骨氣孱弱；文思綺靡而風力萎緩，所以在創作中往往追求詞采、聲律和用典的妍麗自賞，形成了『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的特徵。不過，雖然太康文學的思想深度較之建安文學與正始文學要膚淺得多，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但它也克服了正始文學中某些作品『篇體輕澹』、意境超緲的缺點，在體驗世俗，緣情綺靡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這也是不可抹殺的。尤其是陸機的【文賦】在文論史上首次提出了『詩緣情而綺靡』的觀點，較之曹丕的【典論·論文】的『文以氣爲主』和正始文學的『師心使氣』，進一步突出了文學的抒情特徵與形式美特徵，表現出西晉文人重視當下悟對的心態。這種美學精神，在東晉陶淵明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

　　到了齊梁時代，人們受宮廷審美風氣的影響，更重視審美的當下性與可觀性，而對於意義的淡化成了時流。由這些文人創作而成的『永明體』以講究聲律、詞采、用典和抒發清怨爲特徵，雖不乏哀婉動人之處，但終究缺少建安文學中的那種黃鐘大呂之聲與正始之音的深沉邈遠。不過重視當下性卻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美學的基本特點。這與唐宋時代的禪學滲透士大夫美學心理有關。六朝時代的竺道生借鑑玄學的言意之辨，用佛教的『頓悟』說來補充修改老莊與玄學的『得意忘言說』。從唐宋開始，士大夫面對嚴酷的人生與失落的精神世界，渴望在禪宗之中，討得心靈的寧靜與人生的超然。藝術作爲抒情明志的器物，是人的非功利心境的轉化，它與禪宗倡舉的物我兩冥的心境不謀而合，於是士大夫開始用妙悟來說明對藝術的欣賞與學習。宗白華先生在【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一文中，對此予以生動地說明：『而中國自六朝以來，藝術的理想境界卻是「澄懷觀道」（晉宋畫家宗炳語），在拈花微笑里領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禪境。』南朝劉宋畫家宗炳是一名虔誠的佛教人物，他在【畫山水序】中提出的『澄懷觀道』之『道』融合了儒釋老，意圖將儒釋老統一與升華到一個新藝術天地之中，這種追求精神是促成後來中國意境論受禪宗影響的動機所在。文士們喜歡『在拈花微笑里領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禪境』，從而使中國藝術意境進入到一個嶄新的天地，可以說，意境論之『境』，正是玄境與禪境升華的產物。從玄境到當下的思路，折射出六朝士人審美心理之蟬蛻，展現了中國美學的生命脈動。『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那逝去的六朝煙雨，絲絲叩打著今人的心靈，留下了許多令人反思的文明遺蹟，逝者如斯，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