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春秋 【摘 要】作為史學大家，司馬遷和班固的歷史記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態史的信息。對於災異史的記錄和災異的理解，馬班也各有見解。通過對【史】【漢】相關內容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學術個性的差異。班固對於災異的理解，與司馬遷自然主義的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義的色彩。在關注生態和經濟的關係以及生態和民俗的關係時，司馬遷比較重視前者，而班固似乎更為重視後者。而班固對民俗的關注，似乎是從強化政治管理的動機出發的。有關西漢生態保護意識的資料，【漢書】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資料對證，重要資料也並不是沒有遺漏。歷來學者進行馬班的比較，或『甲班而乙馬』，或『劣固而優遷』，近數十年則後一種意見明顯占上風。其實就生態觀念的比較而言，或許可以得出『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結論。 【關鍵詞】生態觀；司馬遷；班固；【史記】；【漢書】
以【史記】、【漢書】為標本進行司馬遷和班固思想的比較，歷來多有論著發表。如果我們認識到生態也是秦漢學者普遍關注的問題，生態觀也是秦漢思想值得重視的內容，則不妨試就這兩位史學大家的生態觀進行比較研究。
進行這樣的研究，不僅可以從一個新的視角考察司馬遷和班固思想的個性，也可以探討兩漢生態觀的時代差異，進而有助於說明漢代思想史和生態史的相關問題。或許由此又可以切入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學史和生態史的交點，獲得有意義的新發現。
關於先秦時期人與生態關係的追述：馬班生態觀異同之一
對於生態環境之作用和意義，以及人與生態環境之合理關係的自覺認識，是在歷史前進至於一定階段方才產生的社會觀念。這種觀念的生成，應當看作文明發生和進步的標誌之一。
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說到軒轅黃帝功德，有『治五氣，五種』的說法，其文意其實涉及社會進步與生態條件的關係。司馬遷又寫道，軒轅以軍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實現了『萬國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其事跡又包括：
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有學者指出，這段話，『表現出早期文明的特點。』[1]
我們還應當看到，這段文字之中，還表露了積極的生態意識。如所謂『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體現出順應自然的原則。所謂『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2]，也體現出與自然相親和的傾向。關於所謂『節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為孔子所肯定的。張守節【正義】引【大戴禮】云：『宰我問於孔子曰：「予聞榮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司馬遷所論先古聖王與『節用水火材物』相關事跡，又有：
（帝顓頊）養材以任地。[3]
（帝高辛）取地之財而節用之。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又引錄范蠡的話：『節事者以地。』司馬貞【索隱】：『【國語】「以」作「與」，此作「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司馬貞的解釋強調了人與『地』，即人與自然的關係，提示應當有節制地開發和使用自然資源。[4]這樣的說法，可能比較接近司馬遷所記述范蠡語的原意。
班固【漢書】作為以漢代歷史為主題的斷代史，並不直接記錄遠古時代的傳說，因而沒有與【史記】『節用水火材物』，『養材以任地』，『取地之財而節用之』一類內容。【漢書】屢見『節用』一語，但是已經大多並非取與『地』有關的強調節約生態資源的意義，而只是就經濟角度言財富。[5]當然，其中有些作為西漢人言辭，不能完全歸結於班固的認識。
不過，我們看到，【漢書】其實也有間接涉及傳說時代相關現象的內容。如【律曆志上】：『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6]『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7]又如：『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也都說到黃帝時代人與自然生態關係的和諧。
【漢書】中『黃帝』凡134見，出現頻率不可謂不高。但是班固筆下的黃帝及其言行已經神化，對於黃帝事跡的解說也已經神學化，與司馬遷所謂『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8]，得自於民間所傳誦，因而富於自然氣息有明顯的不同。
又如【漢書・郊祀志上】寫道：『秦始皇帝既即位』，有人說，『夏得木德』，『草木鬯茂。』[9]也可以看作文明初期人與自然生態之關係的歷史記載的片段遺存，但是這樣的記載已經為濃重的五行學說的色彩所塗抹，歷史的本色已經被掩蓋了。
關於災異史的記錄：馬班生態觀異同之二
對於以農耕為主體經濟形式的社會來說，自然災異無疑形成對安定和發展的極大威脅。
【史記・六國年表】中秦史的部分有關災異的記錄，我們現在看到的有22例。遠較周王朝和其它六國密集。[10]確實可以證實有的學者曾經提出的【六國年表】主要依據【秦記】的說法。[11]其中5例涉及與生態形式相關的災異，即秦躁公元年（前435）『六月雨雪』；秦獻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秦昭襄王九年（前298）『河、渭絕一日』；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地動，壞城』；秦始皇帝四年（前243）『蝗蔽天下』。對於最後一例，【史記・秦始皇本紀】寫作：『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
此外，【秦本紀】與【秦始皇本紀】，以及【十二諸侯年表】中又可見【六國年表】未記載的災異。如【秦本紀】記載：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飢』；秦獻公十六年（前369）『桃冬花』。【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孝公十六年（前346）『桃李冬華』；秦悼武王三年（前308）『渭水赤三日』；秦始皇帝七年（前240）『河魚大上』；秦始皇帝九年（前238）『（四月）是月寒凍，有死者』；秦始皇帝十一年（前236）『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始皇帝十五年（前232）『地動』；秦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地動，……民大飢』；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26）『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秦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米石千六百』。
所謂秦穆公十四年『秦飢』，【秦本紀】中有相應的記載：『（十三年）[12]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藎菰唬骸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蕁⒐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飢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秦飢』在著名的『泛舟之役』之後，因『晉旱』而『飢』推想，『秦飢』很可能也是因為旱災所導致。
至於所謂秦獻公十六年『桃冬花』和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華』，所記當為一事，年代之異，當有一誤。
關於秦史的災異記錄，是【史記】包涵生態史記錄因而具有特殊歷史文獻價值的證明。[13]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司馬遷對災異史的記錄是相當重視的。當然，班固對秦史中的災異，記載不如司馬遷完整，原因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秦史本不是第一部斷代史專著【漢書】記述的對象。此外，我們又應當注意到，班固【漢書】對於秦史災異其實也並非完全未曾涉及。
例如，對於司馬遷【史記】記錄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一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寫道：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l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於酒，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所謂『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事，未見於【史記】，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至於『渭水赤』的情狀及原因，我們目前還不能明了。[14]【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中另一則有關記錄，是：
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
此事也未見於【史記】。
【史記】有八『書』，【漢書】有十『志』。班固【漢書】的『志』，是司馬遷【史記】之後的新創史書文體。其中有六篇『志』受到【史記】『書』的影響。而【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則皆為班固新創。[15]【漢書】的『志』，公認內容『博贍』[16]、『該富』[17]，有學者評論說，『超過了【史記】八書，可謂後來者居上。』[18]以往以為其『蕪累』的指責[19]，或許是將優異看作缺失了。
至於漢初史事記述的比較，『【漢】紀比【史】紀增補了一些史實，是應該肯定的。』如『【漢】紀比【史】紀增寫了一系列詔、令，有的很值得注意』，又如【漢書】所立【惠帝紀】，其中有的史家所謂『記惠帝七年間四十三條大小不等的雜碎之事』，就包括『自然現象與災異』等。[20]
有學者評論馬班優劣，說到【史記】和【漢書】敘事的特點：『馬疏班密，向有定論，然亦論其行文耳，其敘事處互有疏密。』[21]就災異史的記錄比較【史】【漢】，確實可以說是『互有疏密』。而以為【史】【漢】『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的意見[22]，從記錄災異史的角度說，也可以看作中肯的評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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