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档案春秋 【摘 要】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关键词】生态观；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
以《史记》、《汉书》为标本进行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比较，历来多有论著发表。如果我们认识到生态也是秦汉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生态观也是秦汉思想值得重视的内容，则不妨试就这两位史学大家的生态观进行比较研究。
进行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探讨两汉生态观的时代差异，进而有助于说明汉代思想史和生态史的相关问题。或许由此又可以切入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史和生态史的交点，获得有意义的新发现。
关于先秦时期人与生态关系的追述：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一
对于生态环境之作用和意义，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合理关系的自觉认识，是在历史前进至于一定阶段方才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的生成，应当看作文明发生和进步的标志之一。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到轩辕黄帝功德，有“治五气，五种”的说法，其文意其实涉及社会进步与生态条件的关系。司马迁又写道，轩辕以军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其事迹又包括：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有学者指出，这段话，“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1]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段文字之中，还表露了积极的生态意识。如所谓“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体现出顺应自然的原则。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2]，也体现出与自然相亲和的倾向。关于所谓“节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为孔子所肯定的。张守节《正义》引《大戴礼》云：“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司马迁所论先古圣王与“节用水火材物”相关事迹，又有：
（帝颛顼）养材以任地。[3]
（帝高辛）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录范蠡的话：“节事者以地。”司马贞《索隐》：“《国语》‘以’作‘与’，此作‘以’，亦‘与’义也。言地能财成万物，人主宜节用以法地，故地与之。”司马贞的解释强调了人与“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示应当有节制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4]这样的说法，可能比较接近司马迁所记述范蠡语的原意。
班固《汉书》作为以汉代历史为主题的断代史，并不直接记录远古时代的传说，因而没有与《史记》“节用水火材物”，“养材以任地”，“取地之财而节用之”一类内容。《汉书》屡见“节用”一语，但是已经大多并非取与“地”有关的强调节约生态资源的意义，而只是就经济角度言财富。[5]当然，其中有些作为西汉人言辞，不能完全归结于班固的认识。
不过，我们看到，《汉书》其实也有间接涉及传说时代相关现象的内容。如《律历志上》：“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6]“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7]又如：“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也都说到黄帝时代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和谐。
《汉书》中“黄帝”凡134见，出现频率不可谓不高。但是班固笔下的黄帝及其言行已经神化，对于黄帝事迹的解说也已经神学化，与司马迁所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8]，得自于民间所传诵，因而富于自然气息有明显的不同。
又如《汉书・郊祀志上》写道：“秦始皇帝既即位”，有人说，“夏得木德”，“草木鬯茂。”[9]也可以看作文明初期人与自然生态之关系的历史记载的片段遗存，但是这样的记载已经为浓重的五行学说的色彩所涂抹，历史的本色已经被掩盖了。
关于灾异史的记录：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二
对于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来说，自然灾异无疑形成对安定和发展的极大威胁。
《史记・六国年表》中秦史的部分有关灾异的记录，我们现在看到的有22例。远较周王朝和其它六国密集。[10]确实可以证实有的学者曾经提出的《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的说法。[11]其中5例涉及与生态形式相关的灾异，即秦躁公元年（前435）“六月雨雪”；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秦昭襄王九年（前298）“河、渭绝一日”；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地动，坏城”；秦始皇帝四年（前243）“蝗蔽天下”。对于最后一例，《史记・秦始皇本纪》写作：“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
此外，《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以及《十二诸侯年表》中又可见《六国年表》未记载的灾异。如《秦本纪》记载：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饥”；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桃冬花”。《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孝公十六年（前346）“桃李冬华”；秦悼武王三年（前308）“渭水赤三日”；秦始皇帝七年（前240）“河鱼大上”；秦始皇帝九年（前238）“（四月）是月寒冻，有死者”；秦始皇帝十一年（前236）“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始皇帝十五年（前232）“地动”；秦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地动，……民大饥”；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26）“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秦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米石千六百”。
所谓秦穆公十四年“秦饥”，《秦本纪》中有相应的记载：“（十三年）[12]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荩菰唬骸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荨⒐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秦饥”在著名的“泛舟之役”之后，因“晋旱”而“饥”推想，“秦饥”很可能也是因为旱灾所导致。
至于所谓秦献公十六年“桃冬花”和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华”，所记当为一事，年代之异，当有一误。
关于秦史的灾异记录，是《史记》包涵生态史记录因而具有特殊历史文献价值的证明。[13]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司马迁对灾异史的记录是相当重视的。当然，班固对秦史中的灾异，记载不如司马迁完整，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秦史本不是第一部断代史专著《汉书》记述的对象。此外，我们又应当注意到，班固《汉书》对于秦史灾异其实也并非完全未曾涉及。
例如，对于司马迁《史记》记录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一事，《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写道：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l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所谓“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事，未见于《史记》，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至于“渭水赤”的情状及原因，我们目前还不能明了。[14]《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中另一则有关记录，是：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
此事也未见于《史记》。
《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班固《汉书》的“志”，是司马迁《史记》之后的新创史书文体。其中有六篇“志”受到《史记》“书”的影响。而《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则皆为班固新创。[15]《汉书》的“志”，公认内容“博赡”[16]、“该富”[17]，有学者评论说，“超过了《史记》八书，可谓后来者居上。”[18]以往以为其“芜累”的指责[19]，或许是将优异看作缺失了。
至于汉初史事记述的比较，“《汉》纪比《史》纪增补了一些史实，是应该肯定的。”如“《汉》纪比《史》纪增写了一系列诏、令，有的很值得注意”，又如《汉书》所立《惠帝纪》，其中有的史家所谓“记惠帝七年间四十三条大小不等的杂碎之事”，就包括“自然现象与灾异”等。[20]
有学者评论马班优劣，说到《史记》和《汉书》叙事的特点：“马疏班密，向有定论，然亦论其行文耳，其叙事处互有疏密。”[21]就灾异史的记录比较《史》《汉》，确实可以说是“互有疏密”。而以为《史》《汉》“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的意见[22]，从记录灾异史的角度说，也可以看作中肯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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